大学教授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应当是教书和做科研。但这并不阻碍教职员工在外兼职，做顾问，捞外快。只是主业与副业的关系和位置要摆正。不要本目倒置，一心扑到钱眼里。最后学问做不深和精，生意未必能做大。

中国大学中有不少教授，不相信这样的定律。他们认为自己是全才，既可以做好教授，又可以当好老板。利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明里暗里开起自己的公司，希望利用学生廉价劳力和国家科研经费发明的成果，成为自己赚钱的机器。如果这些全才教授能心想事成，倒还好，多少能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创造就业和税收，对国家和GDP有贡献。但事实上，大部分教授亲自创办和管理的高科技公司只能做小农经济，(咨询顾问类公司除外）因为教授经历和经验有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国外许多学校对教授在外兼职，均有明文规定：全职教职科研人员每周必须为学校工作满4个工作日，但可以在外为自己的公司干活，或帮助其他公司做顾问和服务，工作一天（周日假日，八小时工作之外时间除外）。美国许多有名教授的兼职收入要超过自己的本职工作收入，而其赚这些钱，远比自己苦干苦拼要容易得多。

在我印象中的Paul Zamecnick 教授

80年代后期，笔者读博士时就久仰Paul Zamecnick教授大名。他是tRNA的共同发现者，发表过的论文非常有影响力。但他为人谦和，没有架子。他的实验室就在自己导师实验室隔壁。生化所的汤老师是他实验室的主力，所以有时候经常去Paul实验室串门。他经常参加所里的学术报告会。而且还不时上图书馆查找资料。那时的电脑网络还不发达，也没有现在的谷歌工具。他用的秘书也是与人共享，他做实验员的太太自然也是他的生活秘书兼办公室秘书。他们的生活十分简朴，经常自带午餐。两人进出，总是身影不离。

他年纪虽大，腿脚不便。但始终不肯退出他喜爱的科学研究。他思想活跃，几乎每天来实验室上班，虽然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从来不担心经费短缺。研究课题很多，手下雇有好几位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和波兰的学者，做极有挑战的课题。他们在非常简陋，面积不大的实验室里完成了多篇重要论文。正是在80年代末，他们完成了涉及反义核酸的许多重要涉及和初步试验。在这些研究发明的基础上，Paul Zamecnick和他的核心团队，创建了Hybridon生物技术公司。成为当时业内非常有名气的生物技术公司。

过去的医学教育大纲，通常要求刚入学的医学院学生在进校第一周，就在解剖课中接触和观察尸体。这种老套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正在褪色和被革新中。在乔治敦大学医学院，新入学的医学院新生，首先接受的是所谓“医患沟通”和保健问题中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教育，才开始与尸体解剖打交道。即使需要做解剖实验和切割，也只是限于四肢为教学单元，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历时好几个月的正统课程教育，在”古老“充满气味的学校解剖室进行。 医学的教育方式正在悄悄洗牌，医学生的学习课程正在改变和调整中，这种教学改革试图赶上医学基础研究进展和临床科学的变化要求。

据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新的教材和教学方式正在颠覆传统的医学教育。学生听课可能改变成由一个单元式专门讲心脏病学系统课程。在新的教学计划安排下，学生需要看心脏病发作的情况下的样品，了解心脏疾病遗传学，心脏生理，药物的选择，费用和各种治疗方法的好处，以及环境因素是如何影响心脏病发生的风险。解剖学的课程正在淡化，系统生物学正在得到重视，并纳入许多医学院的正式课程。

科学研究经费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和实力的一个重要参数。增加科研投入是国人的期盼，更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殷切希望。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地位的提高，中国科研经费的增加已经十分明显。虽然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科技投入与GDP比例仍然与国外有差距，但投入的力度和数目已经明显增加，形势喜人。但是中国特色的经费增加和支持力度，有其特殊性和某些奇特的之处。

1）经费增加的同时，浪费也在增加
2）10-20%的经费用于“项目咨询服务”，居然能躲过多重审计
3）研究成果的考量过于偏重SCI，忽略生产力促进
4）对科研经费使用及成果转化仍然是国内的短板。
5）经费的支出，过于偏重硬件而不太重视人力资本投入
6）重大创新项目审批过于轻率和匆忙，缺乏透明和公正
7）各个学校机构和企业培育了一批申报项目专业户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已经批准给予康奈尔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佛罗里达大学等七所学校和机构1220万美元为期两年的研发基金(Grant)，用于开发VIVO Web。大型社交网络型的科研脸谱网。这是NIH首次大笔资助此类专业社交系统。旨在方便科学家寻找同行,改进研究,形成合作。通过类似Facebook (脸谱网)交流方式，把全美各地的生物医学研究人员联系起来。

通过建立联盟，希望生物医学研究和发现能更快推进。该一网络联盟项目将基于康奈尔大学自2003年以来开发的技术平台。VIVO WEB，它建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综合网络，确定现有的项目并开展新的合作。 在建立VIVO WEB 平台之前，康奈尔大学的图书馆经常听到来自很多教授学者的抱怨，他们老是为难以在校园内找到跨学科的合作者而感到沮丧。Medha Devare，来自康奈尔大学的生物信息学和生命科学图书馆的一位图书管理员说，。“VIVO WEB的想法是超越行政区划，创造单点汇集式的学术交流访问平台。现在，VIVO 正在各院校之间扩大使用和影响力，生物医学界将受益于这种以鸟瞰角度进行的研究与合作。“

宾夕法尼亚州要求医院报告数据的要很独特的，核心的启发让人不感到陌生。正如去年华尔街日报所报道得那样，怀俄明州的煤炭公司意识到，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工人送往梅奥诊所那么一流的诊所享受医疗服务和检查，反而能为公司省钱。因为疾病的妥善预防和管理，可以避免往后更严重的病况发生和发作。难怪现在又不少医疗保险公司愿意拿出钱来支付医生，多多费心照料自己的病人，管理他们的病例档案及年度体检。医生的咨询服务通常是收不到钱的，不像律师那样。所以需要改变原来的思维和服务模式。

世界上最富的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正在遭受财务上困难和严重资金短缺，不得不进行费用削减和裁人。哈佛大学的年度运营开支大约为36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是由学校的捐赠发展基金提供。哈佛10大学院中的老大，艺术和科学学院，每年11亿美元的经费有一半左右来自捐赠发展基金。按规矩，捐赠基金一般是按一定比例为学校提供经费支持的。如果基金缩水贬值，势必影响投入和支出。这就是哈佛现在的困境。

在过去十年中，由于捐赠活跃，加上基金投资每年有百分之十几的回报，使得哈佛的捐赠发展基金膨胀很快。去年6月，哈佛的校友捐赠发展基金已经达到369亿美元的规模。但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让哈佛捐赠发展基金的投资损失惨重。到今年八月，学校发展基金已经蒸发100亿美元，资产总价值下跌30%，又回落到2005年的水平。哈佛基金缩水和管理上所出现的问题，与基金投资策略上的冒险和失策有很大关系。据说哈佛曾经在金融衍生产品投资中赚过不少快钱，但这次栽跟头，亏大了。哈佛不得不从部分VC和PE的有限合伙人投资中撤出资金。这是很少见的。

慈善公益事业不能靠官办, 要靠民办, 要靠高人打理,
政府要给与松绑, 给与税务减免, 给予引导宣传, 鼓励全民关注.

在西方国家,慈善事业很发达和规范, 最大的慈善基金是比尔盖茨基金会.有好几十高手管理,每年用本金赚钱几十亿美元用于慈善事业,健康,扶贫,教育和科研项目等. 尽管这次金融风暴，让比尔盖茨基金会缩水20%，但并没有放慢该基金会对外投资和赞助公共医疗和教育扶贫的捐赠。 巴菲特之所以把300多亿美元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 是因为他相信该基金会能管理好运用好慈善基金, 他绝不会把他的钱捐给政府运作的慈善基金.

哈佛商业评论曾经发表一篇论文, 指出要象风险投资基金那样管理运作慈善基金, 这很有道理。管理不善的慈善基金是不能持久的，也无法募集更多的资金, 对外发放的资金也不见得能用在最值得扶植的项目上. 诺贝尔先生设立的奖励基金如果不是采用新的管理模式, 早就关门息火了, 不会有今天的影响力和财力. 向当今科技牛人发放高达百万美元的奖金.

基因泰克最早的投资者是 Kleiner Perkins Caulfield & Byers，第一笔钱只投了10万美元。后来又追加投资部分资金。三年以后，这部分股份据说在基因泰克上市时，已经分拆成400万股。价值几千万美元。如果不把这部分股票卖了，现在至少要值好几十亿美元。据基因泰克第一任CFO，财务总监Fred A. Middleton回忆说，公司的投资者兼董事，KPCB风险投资公司的创始人Tom Perkins在1980年基因泰克上市之前，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试图说服当时已经使股东的强生公司以8000万美元的代价收购基因泰克。但强生认为价钱过高，予以拒绝。同样的机会让给礼来也被婉言否决。

强生和礼来没有在当时收购基因泰克是有道理的，因为还看不准未来。基因泰克当时只是充满希望，并不赚钱，也十分缺钱。要说强生有没有后悔，相信回顾历史，决策者一定很尴尬和后悔。但强生的错误对生物技术产业来说决定是好事。还好强生没有收购，不然就不会有基因泰克这么伟大的公司。据说90年代，当基因泰克因为FDA审批其新药被推迟，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只能寻找战略投资者，当时很想让强生，礼来，雅培等美国公司买单，但必须满足一个先决条件，战略投资者必须控股不控制管理层，也就是公司要保持原有管理班子，模式和企业文化。美国药厂没有一家答应，但聪明的罗氏，回答很明确，投资是投人，就是要让你们去管理，要你们有动力和激励。这样的收购方式成就了基因泰克后来的巨大成功和源源不断的新产品。使得当初10万美元的公司变成市值上千亿的生物技术龙头老大。

FDA批准肿瘤疫苗

默克产品，男孩女孩都上，
葛兰素产品，先上女孩再说

昨天对肿瘤疫苗制造商来说应该是双喜临门的好日子，不过这双喜不是一家独享，而是两家各享其一。FDA分别讨论审核默克Gardasil和葛兰素Cervarix肿瘤疫苗，前者已经在2007年批准上市，这次得到FDA批准扩大适应症用于男孩接种预防，后者是首次获准在美国上市。这是葛兰素今年以来首次批准的大产品，对其业绩大有帮助。不久前英国刚出了接种女孩身亡事件，好在查清疫苗本身与死亡无关联，所以这回FDA终于高抬贵手，放葛兰素一马。但相对讲，默克已经抢占了北美市场先机。葛兰素要靠产品性价比优势来夺回部分市场。肿瘤疫苗市场巨大，一山容得下二虎甚至三虎。所以葛兰素会借此东风，好好做市场促销，争取逐渐夺得美国市场的份额。

FDA选择在同一天批准两家厂的同类产品，似乎是颇有心计，不想让任何一家公司在舆论上占上风，或引起误导。同一天，几乎同一时间，批准同一产品，但批准不同的适应症。FDA批准默克公司的产品用于在9-26岁的男性儿童及青少年，用于防止生殖器疣，这亦是由人乳头瘤病毒造成的。而葛兰素的疫苗Cervarix只是批准用于女孩。也就是默克产品最初批准的适应症。显然在美国市场，葛兰素的产品在市场先机和适应症范围均处下风。但如果葛兰素能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它的Cervarix疫苗在预防感染和肿瘤发生有更好的预防效果和安全系数，那就有后来居上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