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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萨蒂的《三首梨形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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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蒂（Erik Satie，1866～1925），是西方音乐史上著名的怪杰。萨蒂之所以重要在于他引导法国新一代作曲家摆脱处于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影响下的印象主义，而倾向于采用更简练和更惊人的风格。他对德奧音乐文以载道的表现方式深恶痛绝。萨蒂一向主张音乐就像日常生活中实用的东西，跟什么精神提升, 灵性升华沒有关系。至于向命运呐喊, 什么神性, 使命之类的假大空的口号, 更令萨蒂欲做三日呕。所以萨蒂终其一生反对瓦格纳。
德彪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早年相当崇拜瓦格纳，但在萨蒂的影响下这股狂热很快就消逝。他自喻为“法兰西作曲家”，意义在于强调自己也是站在反瓦格纳的立场上。但他的立场并不彻底，还是被西方音乐史上定为印象派作曲家，这似乎还没人给德彪西打翻天印。1890年，萨蒂与德彪西在巴黎蒙马特（Montmartre）某个咖啡馆相会，他们雄心勃勃地开始创造一种特别的“法国式的音乐美学”。萨蒂作品中的洗炼俭朴，给正在摸索自己创作道路的德彪西一些新的概念，尤其是单纯又革新的和声用法与自由的结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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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71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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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出土文物属于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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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物属于谁？这个问题在我国是非常明确的事情，属于国家。根据我国的《文物保护法》，基础建设动工之前，必须首先由文物部门对施工进行地下文物调查、勘探。一旦有新发现，必须进行抢救性的发掘之后，工地方可动工。但在目前，只有省级以上的重点建设项目，会在开工前主动要求文物部门进行调查、勘探。至于市县之类的小工程，例如住宅，几乎没人主动申请考古调查。
可是，在建造房屋、兴修水利或其他生产活动中，经常会挖出历史文物、金银珠宝，这些物品归谁所有？对于地下埋藏物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民法通则》和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受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扬或物质奖励。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隐藏物，如果能证明其所有，而且根据现行法律、政策可以归其所有的，应当给予保护。
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在西方的非公有制国家有是如何出土文物呢？从自家房产下找出了文物，多数房主都会感到欢欣鼓舞，但突然间要把自家房产变成考古发掘现场，简单的房屋扩建竟变成了复杂的考古发掘时，事情又会变得如何呢？不久前就在英国出现了这样一幅令人哭笑不得的场景：有人在自家老屋下发现了两具古罗马人的尸骨。由于年代久远这些尸骨很松脆，骷髅却是白色的。这位想将自己的1920的老屋推倒重建的人，向政府计划部门提出了申请，并获得可以重建的批准，但条件是首先要在老屋下面进行考古发掘。结果，动土后不久，就发现了上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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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观看京剧交响乐《西施》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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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至11月在北京举行了一系列的演出活动，旨在纪念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115周年。在这一系列的演出活动中，最令人瞩目莫过于梅葆玖先生根据其父演出本整理出的京剧交响乐《西施》了。
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曾根据明代传奇《浣纱记》创排了题为《西施》的京剧，首演于1923年。梅先生在《西施》一剧中做了独特的艺术革新。首先据《清会典图》开列的舞式，他采用了佾舞的动作，并创作了“羽舞”，强化了梅派歌舞戏的风格。其次，在该剧中梅先生首次将京二胡加进京剧乐队，使京胡和二胡在演奏时密切配合，增强了伴奏的旋律性。自此以后，京剧旦角戏都加进了京二胡的伴奏。行家一致认为这是京剧音乐史的一次重大创新。
由于《西施》在演出前做过很多宣传活动，而且又只演一场，我觉得应该去欣赏一下。于是便买了一张长安大戏院戏票前去观看。我没有看过梅兰芳出演的《西施》，但很明显，梅葆玖先生也希望对1923年版的《西施》做些革新的尝试。这样或许也是对梅派艺术的另一次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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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古尔德和他的椅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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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尔德(Glenn Gould,1932－1982)，加拿大钢琴著名演奏家，被称为“钢琴怪才”。以演奏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乐曲闻名于世。在他短短的50岁生命中，他灌制了大量钢琴曲，可是真正要说到他的代表作一定是他1955年灌制的巴赫名曲哥德堡变奏曲（Goldberg Variations）。1955年他第一次在美国华盛顿演出，正是这次的演出机会，古尔德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签约，在录音室灌制同一首演出曲目唱片。该曲目经由古尔德的演绎，成为经典。1981年在他临去世之前又灌制过一次，但1955年版与1981年版的同一首曲子，表现的却是判若二人的古尔德。1955年古尔德志满意得；而1981年的他却表现得别别扭扭。这使我想起辛弃疾的词《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所表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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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从“错版”邮票谈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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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博文是我2009年10月30日写的。现在又得到有关“全国山河一片红”错版邮票的最新消息。觉得挺有意思，看吧：
面值仅8分、刚一发行便被叫停回收的著名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10月31日在香港拍卖并以天价成交。其中，1枚大幅“全国山河一片红”以368万港元刷新单枚中国邮票拍卖最高成交价世界纪录，另外6枚小幅邮票共拍得293万港元。“全国山河一片红”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行，北京邮票厂印制，面值8分。小幅邮票图案为工农兵手持《毛主席语录》，背景中“革命委员会”的红旗以及工农兵群众热烈欢呼的场面汇成红色海洋，画面上方为一幅中国地图，地图上除台湾外全部绘成大红色，并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金字；大幅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尺幅为普通邮票的2倍，画面内容与小幅的相似，下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香港布约翰邮票拍卖有限公司10月31日至11月1日举行2009年秋季邮票拍卖会，买家关注的焦点就是这7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相关照片附在本文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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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谈谈“芦苇荡版”的《毛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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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本1945年7月出版的一卷本《毛泽东选集》（苏中版）。这是我的泰山大人临终前馈赠给我的。他是位“三八式”的干部，当年在新四军干革命工作。据说这个版本非常珍贵，在北京图书馆、中央档案馆等处只存有第一卷。该版本原来准备出四卷，但未能继续出齐。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抗战便结束；苏中出版社机构人员进行调整；加之原先准备编入的著作材料未收齐全；所有这些终使得这个版本的《毛选》成为非常稀有的珍藏品种。而且也是我们目前看到的苏中版《毛泽东选集》只有一卷本的原因。
晋察冀日报社1944年出版《毛泽东选集》后，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第二个独立的版本是苏中出版社1945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为适应党的七大以后人们普遍要求更加深入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是苏中解放区着手编辑毛泽东著作的目的所在。这部《毛选》的编辑出版工作，由当时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主持，承担具体编辑任务的则是刚刚成立不久的苏中出版社。此时，抗战尚未结束，编完的稿子送到位于江苏东台县海滨的苏中报印刷厂排印。排版、印刷等工作都是隐蔽在芦苇荡中进行的，我手头上的这本《毛选》还有以红色铅字更改的错字呢，可见当时条件的艰苦和时间的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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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八达岭上度重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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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自古就是“老人节”。今天是入秋以来天气最好的一天。晨起，微风拂面，晴空万里，碧玉如洗。这样的好天气怎能呆在家里“浪费”掉了？“老人节”的习俗之一就是登高望远。早上，便与家母商量，我们一同去趟长城怎么样？老人听了高兴，很快就准备好上路的一切，饮水、吃食、水果以及避寒的衣物等。搭乘地铁到达鼓楼，然后叫了出租车到德胜门。那里有直达八达岭长城的旅游大巴。
也就一个小时，八达岭长城就到了。家母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长城。我想这一定是她的心里话。按理说，80岁的老人能爬长城的并不多见。常言道，“百岁有个娘好”，我为我依然有这样一位身板还算硬朗的老母亲感到自豪和欣慰。老人的健康就是儿女的福分，我们应该知足！
家母毕竟年纪大了，没有让她爬太高，也就三个烽火台的样子。从长城上往下俯瞰，还真能体现出一点元代诗人顾伯琦《题八达岭》的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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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寻访旧辅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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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母今年80岁，60年前她来京“赶考”，进入当时的辅仁大学。那时的辅仁大学虽然说不上是京城一流大学，但也是属于前几名的大学之一。辅仁大学最为出名的老师当算老校长陈垣，最出名的学生当算希望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王光美。家母当时年方二十，正值桃李年华，时隔60年她已是杖朝之年。可是辅仁大学大学的旧址却依然如故。家母顿时感到既亲切又疏离。虽然没有老泪纵横，但见她抚摸着旧辅仁的建筑，以及她还要想再回到学生时代的情怀，让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为之动容。
旧辅仁大学目前的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定阜街，在恭王府和柳荫街的转弯交界处。校址原是涛贝勒府府邸花园南部和马圈，在此于1930年建成了中西合璧式的辅仁大学新楼校舍。校舍建筑为二层砖混结构，正门为三层，楼顶上绿色的琉璃瓦很漂亮。有四面围楼和中间楼房围成两个天井。外墙磨砖对缝砌造，墙身厚重，收溜明显。正门为汉白玉大拱门，三个歇山顶，四角加歇山式角楼。立面上混杂使用中国古建筑手法，有绿琉璃屋顶、汉白玉须弥座，杂有南方封火墙、封檐板、小泥仿木斗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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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疾病与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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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说过，通往幸福之路的第一条便是健康。他认为疾病影响人的心情，并使人感到痛苦。有的疾病能忍受，有的则不能。我不清楚罗素是否生过病，反正他活了很大年纪，快100岁了。即使有过什么病大概也都属于能够医治好的，比如说他49岁来在中国讲学时，为显示绅士风度而“耍单”得了肺炎，高烧二周昏迷不醒，差点没回去了。要不是德国医生的医术，要不是洛克菲勒研究院的抗肺炎血清，这位世界级的哲学家或许也就在中国“折了腰”。病好之后，这位中年人因体弱持杖而行，绅士派头荡然无存，可想当时他的心境。有了这场大病的经验，他才如是说。在我看来，有病是不能让人心气太高。也就无从谈论正常人眼中的“幸福”。但是，有病也不是就没有幸福可言，这一点我们应把罗素的话看得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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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业余的才是美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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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业余的，才是美好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说的。他毕业之后在专利局当个小职员，有相当多的空闲，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就是在专利局期间，他发表了几篇著名的论文，包括狭义相对论。后来，他告诫年轻人，要他们不要急于确定专业，先找一份有充足思考空间的工作来干干，然后再决定是否进入专业研究的行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与一位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谈起爱因斯坦的这个观点。但他却认为当今科学已非常专业化，业余的再如何努力也很难为专业研究者所承认。科学研究已壁垒森严，没有经过正规的科班训练、没有融入科学共同体、没有相应的科研条件的保障，业余人士几乎不可能成为一鸣惊人的大家。也就是说，爱因斯坦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明日黄花，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幸运的事情了。
直到现在，我对上述观点依然持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态度。的确，从把科学作为一种职业来说，上述观点绝对没错。真要想要得到专业人士承认，你就得职业化，否则便谈不上科学研究。在我读博士时，一位经济学家在给我们讲宏观经济学时也说，经济学中用的很高级的数学工具在实践当中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但是，要想成为经济学家，就得会玩这套“花活”。否则任何人都可以就经济问题发上一通议论，人人都能成为经济学家。股票市场上的人可以说都有一套自己的经济见解，但是却不能把他们看成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而那套繁琐的数学工具，便是把大多数人拒之门外的“槛儿”。这套数学工具除了是他们交流的手段之外，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追求高雅的表现，是他们的学术包装。这种说法不管对也罢，错也罢，现实情况就是如此。这颇有点“金喇叭”的意味，只有拥有金喇叭的人才能对学术问题发表见解，政府也只听这些有金喇叭的人的意见，其实不仅是政府，就是广大民众，也是在听金喇叭的声音。这大概便是所谓专家治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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