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从医学院预科退学，在海军陆战队待了4年，重返学术生活，并爱上了昆虫。之后，作为一名教员，我在一所研究型大学愉快地度过了37年的快乐时光。2003年，当我65岁的时候，震惊地发现，强制退休的厄运正在向我逼近。我仍然身体健康且精力旺盛，还没有准备好草地保龄球。我想工作。在大学里闲逛不是一个选择；系主任已经用了我的办公室。于是，带着些许不安，我转向了工业界。我现在处于“黑暗面”的第14个年头——这是一次伟大的冒险。
从大学退休后的第二天，我成为了一家小公司的研究主管，这家公司打算把我实验室里的甲虫信息素商业化。在此之前，我一直与这家公司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我的学术工作经常促使我建议使用该公司的产品，但这种利益冲突已不再适用。我很想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自己是否具备在新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必要技能？不再制定自己的发展路线，我能接受吗？
我很快就意识到，对工业界来说，在学术界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很好的学徒生涯。无论在哪里从事科学研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磨练出来的设计并进行能产生最终结果的实验的能力至关重要。此外，我作为一名学者所培养出来的许多其他技能在这个新的职业生涯中已被证明是有用的，包括获取和管理资金、设计和管理项目、指导、招聘和解雇、解决冲突，以及清晰和精确的写作。
当然，我也需要适应一些重大的变化。我不得不把追求好奇心的学术倾向放在一边。相反，我感到自豪的是，自己的工作使公司能够表明其产品是“经过科学证明”的，而且我感到满意的是，公司其他人都依赖我的结果。
我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与在自己的学术实验室不同，我不再负责了，而我并不会总是同意那个负责人的意见。我的一位首席执行官对科学、错误的判断和可怕的道德几乎一无所知。有一次，我不得不告诉他，他计划部署10万台基于信息素的产品（在他看来，这是一笔大买卖），可能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虫害爆发，对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正当我更新简历准备找工作之时，他被解雇了。
其他比我年轻得多的首席执行官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指导。我最喜欢的人（年龄大约比我小一半）认为我在商界有前途，于是给我布置了阅读任务，包括哈佛商学院一本关于定价的书。这并不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但我努力读完了它，重新享受了作为一名学生的乐趣。最后，我有了与销售和市场副总裁进行有效辩论的工具。
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生活乏味，而我的工业界生涯却一点也不无聊。我与他人共同撰写了7篇论文，并为多项专利撰写了科学实例，其中包括一项我作为共同发明人的专利。我为心怀感激的销售人员举办了讲习班，讲解他们产品背后的科学原理。我帮助促进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关系，所以我仍然有机会受到聪明的年轻研究生的挑战。我经历过五任首席执行官、一次合并、一次拆分、又一次合并以及一次破产。在每一个转折点上，我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我作为一名科学家的能力得到了高度评价，并使自己得以继续工作——尽管我没有获得终身职位。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渴望去上班。79岁还在呼吸的我可以证明，对于一个老教授来说，在工业界工作是一个很好的退休“爱好”。而且我还没有完成。■
DOI: 10.1126/science.355.6324.542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5/6324/542。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9年2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