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elanie L. Blanchette / 文 泉琳 / 译 来源: 发布时间:2018-6-26 16:58:13
衡量成功的标准

 
当我还是个博士生的时候,我们学校一位备受尊敬的教授在他的办公室里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当他被抬送到救护车上时,我呆呆地看到系里熟悉的面孔被吓得发抖。我不知道如何描述当时的心情,但当我面对改变自己人生的疾病时,这一令人深感不安的经历影响着我制定学术生涯的想法。当我从事博士后研究时,一种突如其来的神经系统疾病让我无法行走、丧失视力,并陷入眩晕和难以承受的偏头痛之中。在一小群健康专家的帮助下,我开始有所好转。大脑开始弥补丢失的神经元,肌肉也学着再次运动起来,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完全康复。这种严酷的现实考核让我认真地思考,学术生涯为何促进不健康的工作习惯,以及我如何能在追求所热爱的研究同时照顾好自己。
 
在生病之前,我工作了很长时间,有时为了赶进度甚至睡在办公室。我希望辛苦得来的成就最终会被认为值得授予终身职位。患病后,我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尽管病情严重,但因为病假减少、医药费的增加以及不能确定学校是否继续雇用我,所以我只休了2个月的病假——我又陷入了追求学术成就的陷阱中。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和担心上,健康又开始走下坡路了。
 
对疾病复发的担心让我质疑自己的行为,并最终对自己职业生涯的轨迹产生了质疑。我想起了那位去世的教授。我想到了一位因为学术生涯的节奏和环境带来的负面心理和生理影响而离开学术界的朋友。我意识到自己在学术界的这么多年已经侵蚀了自身的心理健康。我不想因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事业的进步而永久地伤害自己,但我也不想结束学术生涯。因此,我决定遵从自己的生理,并且抛弃我对“什么是一种成功的职业”的偏见。
 
现在,在学术界和产业界导师的支持下,我正在构建一条非传统的学术道路。我仍然是一名大学研究员,但我对矿业公司如何减少其对环境影响的研究是由产业界资助的。对于这些资助者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我的论文发表记录或者我所在机构的“声望”,而是我的创造力、诚信和能够产生严谨的科学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打开了压力阀,担忧和漫长的工作时间得到了缓解,让我能够更好地控制病情。而且我发现应用研究让人产生极大的满足感。当看着富含营养的水使一个酸性的矿井湖泊恢复活力,我领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已超出了我的高影响因子(h-index)。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很健康地见证了它。
 
我的疾病让我以一种不同于在职业生涯早期时的方式思考自己的行为和健康。如今,累了我就休息——即使我在野外。我的行为和职业生涯的方向让有时对我的“懒惰”提出即兴评论的同事感到惊讶。这些评论固然伤人,但是我知道于自己而言,我正在做正确的事。我希望其他人也会优先考虑他们的个人健康,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些什么的根深蒂固的信念。
 
根据数据,我在学术界取得长期成功的机会看起来并不大。妇女和残疾人常被忽视,而同时属于这两个群体让我处于一种特别困难的境地。但是,我们不应该专注于不受重视的群体为“适应”学术文化而需要做什么,我们应该质问学术制度本身,因为它期望我们所有人以自身的身心健康为代价超负荷工作。也许,我们需要新的衡量成功的标准。■
 
 
Melanie L. Blanchette是位于澳大利亚珀斯市的埃迪斯科文大学的研究员。请将你的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53.6294.94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6年7月1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3/6294/94。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8年5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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