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站在曼哈顿市中心喜剧工厂的舞台上，讲着关于玩具、开车和外文工作簿的笑话。但我满心都在想的是我食指上的创口贴，那天早些时候，我不小心给自己注射了鼠疟。作为博士研究的一部分，我在小鼠上测试创新型抗疟药物，整个过程最开始是注射染有疟原虫的血液。这个步骤我已经做过几十次了，但这一次，我把针扎进了自己的指头。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需要联系疾控中心，而且我要把这事写成笑话。”
刚开始上大学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一名科学喜剧家。大一的时候，我一时兴起参加了脱口秀比赛，最后乐在其中。当我拿到分子生物学的毕业证时，我已经受邀在学校表演过几次了——一次是为真正的喜剧演员开场，一次是在咖啡厅为学生乐队开场。读研时期，我开始在“开麦夜（开放式的现场表演）”表演，此后几年，任何喜剧类的机会我都不放过。我在企业宴会上的谋杀之谜被“毒死”；穿成正统拉比的样子，在受戒礼上拿年长的亲戚开玩笑；穿着燕尾服在肯尼·罗根斯的音乐会上帮人开门；为《国家讽刺》杂志写幽默段子；参加即兴表演团队；在一场韩国的肥皂剧中出演刺客。我甚至说服学校，让我为本科生教授一门脱口秀课程。
一直以来，我试着让科研与喜剧分割开来，不拿科学开涮，在做科研时也不讲笑话。我不想成为喜剧明显只是一种小爱好的喜剧家，也不想被认为是不够严肃的科学家。而且，我也享受自己是蝙蝠侠的感觉：离开实验室，穿上我的黑T恤和牛仔裤，就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或是一档喜剧表演结束的比较晚，开车回家，打开笔记本电脑，一头钻入论文的参考文献中。
回想起来，在科学与喜剧之间建了一堵墙是错误的选择。我告诉自己的脱口秀学生，想想他们有怎样的专业知识让自己与其他喜剧人员不同。于我而言，我的利基是科学，但我却忽略了它。然后，我开始慢慢将科学与喜剧融合起来。我出版了一本书，叫《从你想要考研的愚蠢决定中生存下来》，这后来形成了一个科学幽默的月度栏目。我成为了一名电视科学家，开始在研究所和科学会议之间游走，讲讲液氮、经费资助以及“给本科生监考绝对是地狱”类的笑话。突然，我意识到这些观众（甚至是非科学背景的）都想听听科学的故事。于我而言，实验室工作是每天的日常；于其他人而言，实验室听起来洋气迷人。
我的两个职业并没有完全合并，并不是所有科研同事都会正面看待我的爱好。在我作为产业生物学家的日常工作中，我也不会把笑话写进实验方案。但是我发现，脱口秀让我在传播科学知识时更从容不迫，从最简单的人际交往到大型展示，都有所助益。
有一份全日制工作和蝙蝠侠工作也意味着我要来回奔波。这意味着很多红眼航班，在孩子睡觉后继续写作，在上下班路上写新段子，偶尔念叨担心自己忽略了什么（通常是睡眠，有时是卫生）。但我热爱它。
至于鼠疟，我已经没事了——尽管我的确遭遇了它的副作用，花了几个小时填写职业安全表格。这些年来，我发现喜剧和科学并不总是混为一谈的，但它们也不是完全不相容。在那天晚上喜剧工厂的舞台上，我的乙烯基创口贴有点粘在麦克风上，我知道自己在接下来十年都将如此。而且我也知道，我并没有打算辞掉我白天的工作。■
Adam Ruben是分子生物学家、科学喜剧演员，以及《科学》职业“实验误差”栏目的作者。详见adamruben.net。
DOI: 10.1126/science.352.6281.110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6年4月1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2/628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