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记者 魏刚 来源: 发布时间:2018-12-5 18:23:33
城市竞争力的变迁

 
如今人们已然司空见惯的城市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产物。在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看来,城市是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随着社会大分工逐渐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农业与畜牧业分离,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不仅产生了以农业为主的固定居民,而且带来了产品剩余,创造了交换的前提。金属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引起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产生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使固定居民点脱离了农业土地的束缚。伴随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并形成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究其原因,城市的诞生和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进步,而生产力的发展也离不开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随着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革,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城市的竞争力也发生了变迁。
 
地理、人口制约古代城市发展
 
在封建社会,城市是区域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同时还承载着商品交换的经济功能。那时,地理区位环境、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往往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管子·乘马篇》中就有“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的说法。可见,在古代,城市的地理区位环境至关重要。背靠崇山峻岭,在军事上易守难攻;江河环绕,可提供城市发展所需的水资源,也便于商品和人员的漕运交通。
 
比如古都长安,历史上曾有周、秦、汉、隋、唐等在内的13个朝代建都于此,其作为都城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时间长达1000多年。长安具备优越的地理区位环境:位于秦岭以北,渭水以南,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同时周围水系丰富,素有“八水绕长安”的说法,这就形成了天然的军事设防和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
 
此外,人口数量也是古代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明清时期,有影响力的中国城市如北京、南京、苏州的人口规模都超过了100万。众多的人口一方面满足了城市安全和水利、道路等基础建设所需的士兵、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数量庞大的人口还带来了更多的商品交易,使商品和资金向城市集聚,这种频繁的商贾往来维持并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资源、工业是近现代城市核心要素
 
18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席卷全球,手工生产被机器生产代替的同时,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也在悄然发生转变。机器、煤炭、钢铁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三项主要因素,与此相对应,资源、工业、基础设施成为从工业革命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间竞争的主要“法宝”。
 
比如,著名的石油城大庆就是伴随着大油田的发现和开采走向繁荣的。1955年,松辽石油勘探局在当时还是牧场的安达县大同一带进行石油资源钻探。1959年,大同北面高台子附近的“松基三井”喷出了工业油流,大庆油田由此诞生。后来,在大庆油田上崛起的新兴石油城被命名为“大庆”。随着石油开采的加速,大庆人口迅速增长,至1965年末已拥有人口20.8万,到1979年末更是达到70.95万人。在依赖石油的同时,与石油开采伴生的石化、机械制造、服务业也在大庆应运而生,共同支撑起上世纪大庆的辉煌。
 
上世纪50~70年代,工业在城市竞争力要素中的权重逐渐提升,一些轻工业、重工业基础雄厚、实力强劲的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一起,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比如上海、天津这两座城市就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轻工业的南北双雄。上海牌手表、永久自行车、蝴蝶缝纫机、海鸥照相机、英雄钢笔、百雀羚日化品、回力运动鞋、海鸥牌手表、飞鸽自行车、郁美净面霜……这些家喻户晓并陪伴一代人成长的众多轻工业产品,成为那段岁月里上海和天津的实力名片。
 
那时,沈阳、长春、大连等东北城市因为重工业的崛起也居于城市竞争力排行榜的前列。“一五”计划后,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在当时苏联援建的150个项目中,有56个项目落户东北,其中沈阳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机床、机电等大型机械制造中心,其下辖的铁西工业区被称为“东方的鲁尔区”,足以见其重工业之强大。
 
早在20世纪30年代,长春就成为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管道煤气的城市,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规划地铁的城市。长春主要街道的照明和电讯线路均采用地下管线,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主干道电线入地的城市。
 
政策倾斜促东南沿海城市崛起
 
1978年,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迈向世界的大门,也推动经济模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从思想观念、经济体制发动的革命促进了中国城市竞争力要素的改变。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国际政治形势趋向缓和。同时,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有了较大进步,这些都促使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迫切需要融入国际社会,并在各领域与世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于是进出口贸易呈现井喷式增长。
 
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38亿美元。到2017年,这一数字就高达41045.04亿美元,增长了199倍。与此同时,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4.6%升至2016年的18.6%。
 
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使拥有港口的东南沿海城市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此时,地理区位要素的筹码在城市竞争中有所加重。深圳就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它位于中国南部海滨,珠江口东岸,南邻自由港和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北靠内陆腹地,这为其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优势。
 
这一时期,政策也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中央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让这些经济特区率先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获得了发展先机。1988年,深圳出口总额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二位。
 
受益于政策倾斜的城市还有上海。1992年10月上海浦东新区成立,拉开了在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环境优势、创新优势和枢纽功能、服务功能方面积极探索的序幕。经过20多年发展,上海以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的角色又重回各大城市竞争力榜单的前列。
 
科技元素成为城市新贵入场券
 
进入21世纪,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席卷全球,科学技术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生产要素、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变革源自于技术的进步。
 
城市间的竞争正由传统的地理区位、资源环境、人口数量、政策优势转变为科学技术。是否具有强大的科技元素,包括科技人才和科技环境,成为城市间竞争新的“杀手锏”。
 
在这场由科技引领的城市竞赛中,除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巨型城市一直保持领先外,一些感觉敏锐、抓住机遇的新秀城市正在崛起,也有一些固守传统、转变缓慢的老牌城市正在没落。
 
杭州、武汉、南京、成都、合肥等城市显然享受到了科技的红利。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它们凭借自身的科技资源逐渐赶超,成为排行榜中的新贵。
 
合肥利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首的高新学术优势,发展为一个拥有60所高等院校、3所国家实验室、4座国家重大科学装置,仅次于北京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布局重点城市。
 
而杭州,过去人们只知道有西湖,今天阿里巴巴已成为这座城市新的名片,这个中国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使杭州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电子商务中心。
 
南京则是中国东部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高质量的人才储备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为产业高速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并凭借高校雄厚的科技实力跻身全国软件业三强。
 
武汉现有高校80余所,拥有在校大学生超过百万人,是中部人才高地;成都则被称为“手游之城”,数字游戏产业蓬勃发展,2016年,仅成都高新区就聚集了数字游戏相关企业300余家。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也改变城市。那些天然具备科技元素、环境适宜科技创新、储备充足科技人才的城市将成为新的引领者,直到下一场变革来临。■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8年11月刊 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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