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Rosalind A. Segal / 文 倪伟波 / 译 来源: 发布时间:2018-1-2 12:51:0
“过渡一代”的教训

 
我是“过渡一代”,在科学领域工作的三代女性的“中间一代”。我的母亲是一位认知科学家和终身教授,在196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于1985年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神经生物学的终身教授。我女儿目前正在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并期待着从事科研工作。纵观我家族的三代人,我看到了女性在科学方面的经验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对于我女儿这一代来说,障碍仍然存在。
 
在我母亲的职业生涯中,她一直处理着明显的性别歧视。作为一名本科生,她的导师建议她开始攻读硕士课程,这样对于组建家庭而言,将要比她想要攻读的博士学位来得更为灵活。当她完成博士学位的时候,她的导师认为这标志着她科学事业的终结,她将要留在家里照顾她不断壮大的家庭。当她申请第一笔资助时,她刻意消除了所有女性性别的迹象,这样评审员就会认为她的名字——Sydney——是一个男人的名字。
 
尽管存在障碍,但我母亲觉得她的职业生涯证明了女性可以在学术上取得成功。因为她的影响,我认为性别歧视不再是通向成功的障碍,所以可以忽略,我相信我不需要在孩子和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我的导师也给予我强烈的鼓励和支持,这加强了我的信念——性别歧视不会成为我的障碍。
 
然而回想起来,我认识到,如果不是违法的话,我和我的同龄人处理的态度现在被认为是性别歧视。当一位教授向我们提出要求时,我们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行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课程,提醒我们的朋友。当我们的评估和推荐信陈述我们是“安静的”或我们“经常请求帮助”时,我们认为这暗示了我们的“先天不足”。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样的言论被不成比例地施用在女性身上,往往会损害她们的职业生涯。这些看似微小的障碍阻碍了我的队伍中的许多研究人员继续从事科学研究。
 
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我逐渐意识到科学对女性的态度和政策是令人沮丧的。当我有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并且开始作为一名具有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时,我选择减少我的薪水,这样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我的研究项目,而不需要与行政职责相冲突。相反,我的系主任希望我能像我的男同事一样做大量的行政工作,他们曾协商以此获得更多薪水和更高的头衔。在获得早期研究者的资助后,我很沮丧地发现,我——唯一的女性资助获得者——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邀请在基金会会议上发言的人。每一个插曲可能都很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件会累积起来并阻碍职业生涯的发展。
 
我相信,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我女儿这一代的科学家不太可能遇到这种情况。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两位年轻女性表示她们从未经历过任何性别歧视。我很高兴听到这些——我希望它能真正反映出妇女环境的改善。不过,我担心的是,性别问题对于诉苦来说似乎显得微不足道,在职业生涯早期我的态度也是如此。
 
我女儿知道,科学中的性别歧视是存在的,而偏见往往是无意识的。这种认识让她得以有礼貌却坚定地面对性别歧视行为,她相信这种行为将会得到改变,也不会阻碍她的成功。对于她以及她那一代科学家来说,我希望持续的偏见意识将有助于推动科学界进行改革,防止“小”问题的积累和差距产生。■
 
 
Rosalind A. Segal是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同时也是波士顿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癌症生物学联合主席。将你的故事发送至 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51.6280.1494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6年3月25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1/6280/1494。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7年12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
发E-mail给:      
| 打印 |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