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高教领域的一大关键词，无疑还是“双一流”。“双一流”鼓励高校建设向世界一流看齐，向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发起冲击，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我国高等教育冲击制高点的决心和希望。
然而，还有一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就全球范围来看，文化多样性构成了世界的整体。中国必须在文化多样性上占据一席之地，才能获得世界的尊重和认同。
那么，中国大学在为人类做贡献、谋福祉的同时，是以中国特色还是以西方标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到了人们不得不深思的时候了。
中国特色今何在
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iality），这是西方高等教育著名的3A原则，也为世界高等教育提供了经典模式。
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大学模式是英美模式，其基本原则是强调政治不能介入大学。然而，这一点恰恰是中西大学概念和模式的最大不同之处。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科举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制度与学术制度合二为一的代表，考上科举就可以为官是人们普遍的认知，也在事实上形成了学术系统与政治系统的一体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大学自古以来就有着不同于西方大学模式的文明基因。”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说。
而作为后发展国家，大学要步入前沿，与社会发展的状态还有莫大关系。其中，与文化影响关系密切。
中国大学从历史上就有“士志于道，明道济世”的理论。“道是自然、社会规律，世是社会现状、社会问题。“士志于道，明道济世”是通过学习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几千年中国传承下来做学问的基本模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这一理论在近现代大学还有传承，只是到后来逐渐淡化。
清末中国国力衰弱、百废待举，财政支出无力兴办高等教育。为了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举办公立学校之余，大量教会学校、私人办学兴起。
1931年国人自办大学者多达20余所，占到了总数的30%，以致于有学者称其“曾居半壁江山之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有包括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在内的十几所基督教教会大学。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些大学才被逐一没收、关停，然其为中国社会早期培养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近代引入西方大学教育体系，我国高等教育曾一度学习前苏联，之后又学习美国、德国等。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主体受到严重冲击，在一部分知识精英中产生了民族虚无主义，形成西化思潮，体现在许多领域追随西方、唯西方马首是瞻。“反映在教育层面，最大的问题是以经典教育为核心传统教育体系断裂，照搬西方办学模式，引进国外课程和教材体系，没有传承中国传统教育的课程和教材体系。在当下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过分知识化、强调应试教育、不注重人格培养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说。
如今，强调“双一流”建设中的中国特色，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是中国特色中的核心问题。十九大明确了“双一流”建设要为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服务。“所谓中国特色就是强调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周光礼说。
平衡几对关系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看来，中国特色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高校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第二层面，高校要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做大事、做成事，为经济建设、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以及国家重大需求服务做贡献；第三层面，高校要有文化自信，既要有植根大地的中国基因，在国际竞争中也不能过分强调中国标准，闭门造车。
周光礼指出，中国模式首先要处理好“双一流”建设与共产党领导的关系。加强党的领导是眼下各高校最重要的问题。
其次，要处理好世界标准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强调大学为政治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职能。从这一点上来看，西方高校、中国港澳台地区高校比不过中国内地高校。”周光礼说。
他举例道，从西方高校的学术标准（发高影响因子论文，在ESI上的表现等）来看，香港科技大学要比中国内地顶尖大学更优异。而反观社会服务，香港科技大学远不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国内著名理工大学。香港已经没有制造业，香港的理工科大学对国家、区域的贡献有限，而清华的校办企业每年产值上千亿元，不仅为国家解决诸多技术难题，还创造了巨额的税收。就社会服务而言，甚至连美国贡献最多的两所高校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不如我国的一些理工大学。
“国外办大学强调把学术贡献放在第一位，而我国办大学首先坚持以社会需求逻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其次才是学术要求。”周光礼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有更高层面的要求，必须兼顾社会服务、学术贡献两方面的任务。”
对此，谭天伟也表示肯定，现在“双一流”建设的提法是中国特色、国际一流，学界公认的尺度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任何肯定一个而否定另一个，都不是真正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如果狭义理解为只遵从中国标准，默守自身规则，拒绝国际上的比较，难免会保护落后。”
第三，则是要处理好“双一流”建设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基本矛盾由从前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要考虑中国国情谋发展，为解决中国自身问题而努力，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周光礼说。
那么，在理顺上述关系之后，“双一流”建设中的中国特色又该如何展开呢？
坚持教育自信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技术，三流企业做产品。”这是企业界再熟悉不过的一句话了。
换作国家也是如此。当下，“教育不自信”的最突出表现，莫过于遴选“双一流”套用西方标准，以科研作为评判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
实际上，即便是在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美国，标准都是内外有别。最权威的美国大学排行榜《美新周刊》有两套排名，一套针对世界，一套针对美国。前者强调科学研究，后者注重人才培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鼓励全球采用美国制定的标准，发表文章采用英文，带有一定‘阴谋’性质。”周光礼说。
他解释，由于高水平论文都是用英文发表，每年我国学者花重金向海外期刊交版面费，而后，国内大学又要将中国人在海外发表的文章作为学术资源买回来，后者涉及金额达六七十亿美元之多。这种典型的教育不自信，不禁让人唏嘘。
“今天谈这个问题正是时候。”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说，西方高等教育总体水平高于中国，我们之前更多地向西方学习，尤其是向美国学习。时至今日，中国高等教育已取得长足的进步，“学习不再是单向学习，而是双向学习、相互学习。”
在2016中国杭州G20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习近平总书记说道：“我最佩服中国的两件事情，一是高铁，一是数学教育。我相信绝大多数美国人也会认同这个说法。”
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中国老师在英国》，邀请5名中学老师对英国某中学进行1个月“中国式教学”。2016年英国教师组团三顾上海数学课堂，英国小学引入中国数学教学模式，也是我国基础学科实力上升的佐证。
除此之外，在过去被西方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高新技术领域，也逐渐增加了中国身影，如无人机、量子通信等我国均已走入世界前列。
“成绩背后有高等教育的支撑。一方面我们不能妄自尊大，而另一方面我们更无须妄自菲薄。如果没有王者风范、舍我其谁的精神，在科技赛跑中是很悲哀的。”徐飞说，科学研究遵从“胜者全得、赢家通吃”，只认第一，不认第二。“在新一轮赛跑中，中国要更有志气，从前我们是跟跑，现在我们在某些领域领跑，更要洞察科技发展的态势，登高望远。”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上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保守的时代，后来被人们称为“旧时光”。经过1920年中至1921年末短期经济萧条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并逐渐趋于繁荣。
20世纪初，美国的高等教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伴随着这一时代特征，美国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也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
不可否认，在走向一流的进程中，时代会为其留下鲜明的烙印。响应时代需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有三个词，在徐飞看来饶有意味。“不忘本来，牢记每所大学建校的定位、初衷，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吸收外来，以开放的心态将全世界全民族先进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兼容并包；面向未来，提前部署符合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新兴学科。”
“每所高校都应把自身特色做到出类拔萃，那么高校的整体实力都会上升。一些领域要从‘高原’变成‘高峰’，现在是‘高原’一片但缺少‘高峰’，‘星星’一片但缺少‘月亮’，占领制高点是中国高校走向‘双一流’的必由之路。”徐飞说。
谭天伟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务必要处理好国际标准与中国标准的平衡。既要推动产生若干国际一流方向、系列国际一流文章，也要肯定为国家重大需求服务的成绩。
如今的短板在于，以行业院校为代表的高校正遭遇国际标准下的尴尬——工科本为解决国家重大技术难题而生，对社会贡献重大，但是评价、考核体系依然采用论文发表来衡量。这导致部分工科教师醉心论文，花着国家的钱却不去解决重大技术难题，以致国家还要花大价钱去国外引进技术。
同样，在一些体现中国特色的学科里，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文等专业也遭到国际标准“捆绑”。相关任课教师的海外经历被作为职称评定、学科点设置、学科评估的“硬杠杠”，成为了形式上的“国际主义”。
在本次采访中，呼吁将社会贡献纳入科研评价制度，呼吁标准本土化，成为受访者最大的诉求。
此外，“对于行业院校而言，其中国特色应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新定位，减少行政对大学的制约因素。”储朝晖呼吁，加快现代化大学制度的建立，这一一流大学建设的共同动作。
以立德树人为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
放眼当下，社会上不少人批评大学成为争权夺利、追名逐利的场所，曾经是神圣的殿堂如今弥漫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卑俗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多被人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尽管思政教育在我国高校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效果参差不齐。在香港地区的推行更是受到阻挠。
韩星指出，事实上，以德育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特别是经典教育是我国高校需要补课的地方。对此，今年1月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且不论西方国家，单是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些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就没有隔断传统文化，长期进行亚洲价值观教育，我国台湾地区长期开设中华传统文化课程，但这并没有妨碍它们步入现代化。“我们的教育方针一直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提出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这就在教育思想上越来越回归古代大学之道的底蕴。立德树人就是以道德为基础，树立基本人格。”
储朝晖反对当下的一种观点——把德单独抽离出来。他认为，一个人在追求真理、解决社会问题之时，品德就不会走偏。大学里固然有论文抄袭现象，然而涉事者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追求短期功利。
“德是一个人获得完整、深刻的‘知’，而非偏见的知上形成。品德走偏是长期缺乏自主探索知识，没有能力作判断的表现。知若不健全、有偏见，也许他主观上想成为很好的人，但品德不一定良好。”储朝晖说。
而对于知的考察，恰恰是各类评价中的弱项。不得不提的是，“在 ‘双一流’评比之时，对于高校人才培养没有任何量化指标。这不仅因为标准偏向科研，也在于人才培养难以实现量化。”周光礼指出。
他表示，我国高校的教学评估主要是从办学条件的角度评价人才培养，看生师比、生均经费、生均图书等外在条件，还没有真正测量人才培养质量本身。可借鉴的是，美国高校所进行的学生学习投入度调查把测量对象投向学生，考察学生在学习中投入的精力、时间，这就比较接近人才培养本身了。
“要研究一些操作性指标来反映育人业绩，对于人才培养质量高的高校，作为选拔进入‘双一流’建设的标准。”周光礼说。而这涉及的也是标准修改，需要的是高校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