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开始学习天文学硕士课程时，我立刻遇到了一个对我所追求的宇宙有实质性的——并且完全字面上的——障碍：一段楼梯。我是残疾人，楼梯是困难的一个特殊来源。不幸的是，它们躺在我上课、教学实验室以及进行研究的建筑物的每个入口的前面。因为我的研究，我曾到过的四个天文台同样都难以接近，主要是因为它们的年龄和历史意义免除了它们执行《美国残疾人法案》的要求。所以，除了应付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压力和工作量，我还必须与建筑“作斗争”。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慢慢攀爬或者使用拐杖，我足够有能力移动去做到，但这会产生负面影响。
我到达楼梯的顶部，障碍并不会就此结束。我面对着来自其他科学家的敌意，包括教授们的愤怒，他们认为在测试期间，我对灵活期限以及休息时间的需求滋生了懒惰。植根于科学文化中的这种感情更重视对工作的病态投入，远高于对身心健康的考虑，对这种感情做的最好的总结出自于我的一位教授，他对我的残疾曾这样评论：“有个借口不做任何工作，一定很好。”
遗憾的是，我的经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们是残疾人科学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与障碍斗争的象征。尽管科学决不是本质上无法接近的——我们收集的数据或者我们所做的分析本身并不排除残疾人——但是科学中主流的态度创造了这些障碍。大多数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项目强调研究人员牺牲他们的身心健康力争成功。不必要的长时间，过度的紧张，压倒一切的压力甚至可能导致最健康的人患上焦虑和抑郁。对一个残疾人而言，应对这些压力以及永久的或慢性的疾病可能是毁灭性的。
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在美国，只有9%到10%的STEM的本科生身有残疾（美国大约有20%的人身有残疾）。在那些身有残疾的本科生中，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仅为1%。在坚持从事STEM领域的那些人中，出于关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多人隐藏了他们身有残疾的事实。去年六月，当我在包容性天文学会议上谈到“有障碍”之后，几位身有残疾的教授与我分享了这一点。其中一位说，因为她预计到身有残疾这一点将会影响到她的任期评估，所以她隐瞒了这一点。另一位则表示，之所以保守这个秘密，是因为她身体状况的继续发展将让她无法获得聘用。
我有明显的残疾，所以我没有选择，我担心它将会影响我的职业生涯。当我申请博士项目、博士后或者教师职位时，任何无法承担我的研究生职责的情况出现都将会降低我的竞争力。如果说我看起来像是有过采取医疗护理的历史，那是因为我需要优先考虑我的健康，但是我作为一名未来的教师或研究人员的价值可能会因此而被削弱。同时，我担心有一天当我可能需要一个轮椅的时候，这将阻止我获得许多我研究所必要的工具。
尽管如此，至少现在，我仍在天文学中畅游，我的研究驱使我在天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进。首要的是，使天文学更容易接近的前景有助于我坚持下去。我希望成为残疾人天文学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这样未来身有残疾的学生就不会和我一样感到孤立无助。我已经在几次会议上就残疾问题发表了讲话，并且帮助建立了第一个美国天文学会（AAS）无障碍和残疾工作小组，我最近开始在AAS早期职业咨询委员会任职。由于这项工作，我已经看到了积极的变化。在最近的AAS会议上，我们提供了有关会议中心的可访问性信息，而且我会见了关于创建可访问在线出版格式的期刊出版商。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仍然存在：错误的假设认为，有资格是科研成就的先决条件。■
DOI:10.1126/science.351.6271.418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 nt/351/6271/418。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7年8月刊 科学·职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