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研究生同学中，大家会产生对于自己的能力和未来发展前景的怀疑和气馁，这种折磨被称为“第二年的消沉”。但对我而言，这种折磨并没有很快消失。甚至是到了我的第三年，我发现自己有很多时间都在担心自己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甚至是质疑自己最初为什么要读研究生。“我适不适合这个？”我问自己，“更重要的是，我甚至是否想要在这里？”
我也在纠结是否应该告诉我的研究导师。我曾经与几位班上的同学交流过，他们也有类似的疑问，是否应该追寻学术界的职业发展，或者甚至是能否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我们的博士学位，并取得“成功”所需的必要成就。我们也思考过“备选职业”的方案，但大都像是从没迈入过足球场的人在探讨如何打一场完美的比赛。我们都或多或少地知道有的人大胆地走出学术界，因此也认为他们所走的道路从理论上来讲也向我们敞开着大门，但是我们没有人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真正去着手。
我觉得可能导师能够为我提供帮助，但是一想到要与他分享我的疑惑就让我觉得无比焦虑。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或他的期望值，而且，告诉他我的疑惑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我的表现。另一方面，我担心告诉他自己的感受可能会危害到我的研究生生涯。我可以想象他问我：“如果你来这儿不是为了加入学术界，那么你究竟为什么来这里呢？”我肯定还没有准备好做出最后的决定。见多识广的学长给我的建议则两方都有，这让我的内心更加慌乱。
但无论如何，最终不将此事告知导师应该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带着这种情绪，就差写在我脸上了。因此，在我研究生第三年的晚春时节，我询问导师可否与他交流一下“职业的问题”。我带着些许紧张、些许释然，告诉了他自己的疑惑，并问他可否在暑期给我一些时间去探寻几种感兴趣的可能性，包括教学和科学写作事业。这都会占用我的科研时间。
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坦白对导师而言并不完全在意料之外，但他接受了我的坦诚，并鼓励我利用自己所需的时间探索其它兴趣方向，只要不要将我的研究时间挤占地完全停滞不前就行。他基本上就是在说：“我100%支持你。你需要搞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什么会让你开心。”但他也说，“我是一名学者。我的家长也是学者。因此我实在帮不了你。”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最后一句话完全是错的。单是对我摸索前行的支持，就为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那一天，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对未来的职业发展究竟该怎么走获得了多少见解，但我的确感觉好多了。
结果，我的导师还是通过他的同事，帮我找到了可以探讨新职业方向的人。我在接下来几年开展博士研究工作的同时，他帮助我与其他博士研究员建立了联系，这些科研人员如今在政策、科学传播、硅谷的技术公司工作。通过我自己的探索以及与这些人的交流，我发现从事科学与社会（教育、传播或政策）的交叉领域的工作可以真正激发我的兴趣。毕业后的3年后，我迈入了科学政策领域并一直工作至今。
我的导师本可以坚持认为，在科学界唯一的成功途径就是自始至终埋头苦干，拿到博士后的奖项，然后当一名教授。他本可以告诉我，不想与不是为了“正当的”理由来研究生院的人一起工作。但他没有。他给了我发展的空间，让我作为一名博士研究员去寻找自己的道路，我将永远对此充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