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还是正在进行学术休假的英国牛津大学终身教职教授。一个冬日的早晨，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科学家要如此辛劳的工作，我列出了三大主要动力：好奇心、抱负和理想主义。我们会追逐着有趣的问题，不管它们将我们带去何方。我们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群体，职业晋升是重要的动机。而且，我们也心怀造福社会的愿望并为之所驱使。
后来，那一周的晚些时候，一位老朋友送来了一张照片，这是在我当博士后的第一个夏季野外工作时，在阿迪伦达克山拍的照片。看着自己24岁的脸庞，黝黑的长头发，糟糕的橘黄上衣，我问自己：“当时那位年轻人的心里想的是什么？”显然，他想要满足自己对于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生态环境的好奇。他十分理想主义，想要将自己所受到的培养都用到环境保护的事业当中。在他的天真无邪中，他认为个人的职业晋升是无关紧要的，甚至于奉献更伟大的事业而言，是相互矛盾的。
他会如何看待30年后这个坐在我的牛津办公室里、头发灰白的自己？尽管我还没有回答所有萦绕他心头的问题，但他一定很高兴我已经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学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可能也会为我所获得的职业成功而感到高兴——尽管我预计他会问我是否没有被“系统”指派。他也会好奇我到底是以什么方式为自然世界的保护作出贡献。我诚实的答案是：“除了在学生面前高谈阔论，做公共演讲和写学术论文之外，没多少。”
在进行了这些反思后，没多久，有些同事建议我可以留意一份联邦科学机构的工作，带领团队在气候变化研究和自然资源管理社群之间搭建桥梁。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我有着终身教职的“铁饭碗”保障，享受着已经颇有建树的学术职业生涯所带来的荣誉和待遇。但拽着我衣角的是年轻的自己，问我为什么不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重新投入到环境保护当中。
我找不到可以给他的答案，我的理想主义又再次被唤醒，于是，我申请了这份工作。如今，自我担任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西南气候科学中心主任已有三年时间。我比以往做教授的时候要勤奋刻苦得多。我必须要掌握新的技能，而且仍旧在努力理解新领域中所有的维度。但是，这份工作在无数个方面为我带来了乐趣和价值。我正在培养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解决一系列紧急的环境保护问题：海平面上升将如何影响滨海沼泽面对风暴潮的脆弱性？哪种森林管理实践模式在提升耐旱性上最为有效？科研人员与管理人员如何进行最有效的参与互动？
我会否怀念作为教授时的工作？当然是教学，但我现在也在指导研究生和年轻的同事。我还在继续做研究，但是大部分的精力都由古生态学转向了环境保护。我仍旧会在满足自己好奇心的同时获得报酬，但现在我是在中心多学科和多专业文化的丰富环境下开展这项工作的，而且我的视角是为了解决公众关注的现实世界所存在的问题。
那么我的工作是否就算完美了呢？当然不是。正如所有管理工作一样，有些既没有意思、也不令人享受、独特的令人恼火的问题。但积极的一面在于，我不用再忍受高校教师之间所产生的热情颇高但小打小闹的令人疲惫的争吵。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享受着知道自己的中心会对环境保护带来真正的影响时所带来的额外的满足感。因此，当我再次看到那张老照片，我在想自己脸上的那份微笑是否来自于这一点，知道有一天我会以一种直接、切实的方式影响着环境保护事业。■
Stephen T. Jackson是位于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美国地质调查局西南气候科学中心内政部主任。他也是拉勒米市怀俄明大学植物学的名誉教授，以及图森市亚利桑那大学的兼职教授。将你的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50.6260.594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0/6260/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