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人类的伟大创造，业已成为文明的基础，同时也背负了当代社会危机的原罪。人类倚重科学，摆脱了对于大自然的恐惧，却又陷入了对于“科学的”技术的崇拜，因而直面利弊选择的困境。科学在未来文明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解读其历史或许有助于我们的探索，历史这面镜子可将现在的眼光反射成未来之像。
科学的历史——科学重大进展的历程，包括科学的诞生及其发育成长的演化特征。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诞生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际的欧洲，其思想源头被历史学家追溯到古希腊文明，并因而有所谓“古代科学”之说。随着欧洲人殖民活动的扩大，科学渐次传播到全世界。起源于欧洲的科学被各文明接纳、移植和本土化，而成为世界科学。
科学的诞生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小概率事件。文明的冲突—融合在欧洲的大地上播撒了科学的种子——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主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义和源于东方炼金术的罗杰·培根的实验主义。这三个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涌现出“科学”这种自然哲学研究的新方式，并且内在地影响着其发育成长的特征。
科学成果统计所呈现的周期性波动，大体对应于科学发育成长的阶段性特征，即科学的诞生及其数学化、实验化、理论化、工程化。这些整体性特征的相继突现，又恰与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契合，即从意大利到英国、继之法国、经由德国、再而美国。
丹皮尔—惠商最早使用“世界科学中心”概念（1929），其后又有贝尔纳描述了历史上的科学活动中心（1954），汤浅光朝发现了科学中心转移的周期律（1962）,蒋志以统计理论给予说明（1984）。
科学中心的形成和转移，乃历史机遇和社会条件的巧合，可遇而不可求。作为科学土壤的思想文化环境，在意大利是文艺复兴，在英国是清教主义，在法国是启蒙运动，在德国是哲学革命，在美国是自由主义传统。
科学诞生的标志是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贡献的研究方式——假说演绎法，即通过关键性的观察和实验去了解广泛、深刻、简单而又清晰不变的数学原理，然后借助于数学演绎从这些基本原理导出新的自然定律。这其中的数学、实验和逻辑作为“科学基因”的构成要素，决定着科学的发育和成长。
科学的数学化以英国为中心兴起，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为其标志，影响而及佩第的《政治算术》（1632）和斯宾诺莎的《用几何学方法论证的伦理学》（1677）。数学原理取代思辨原理，大自然的祛魅遮掩了人性世界，忽视了价值关怀。
科学的实验化以法国为中心兴起，拉瓦锡的《化学概论》（1789）为其标志。化学革命的风暴推动了实验哲学领域的扩展，孟德尔开始了他历时八年的豌豆遗传实验（1856），冯特开创了实验心理学（1862）。可控实验的效力助长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野心。
科学的理论化以德国为中心兴起，以统计力学、相对论、量子论的创立为标志，在这三个领域都有卓越贡献的物理学革命的旗手爱因斯坦被理论科学家们视为榜样。以微观说明宏观的还原论纲领，与伦理世界像对立的科学世界像，在逻辑上否定了人的自主性。
科学的工程化以美国为中心兴起，以大科学工程为标志，其典型为曼哈顿计划（1942~1945）、阿波罗计划（1961~1972）、人类基因组计划（1990~2003）。科学工程负载之价值所吸引的资本促成“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链接。文特尔以其基因公司挑战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让我们看到了科学与资本结盟的疯狂。
当代科学背负三大原罪，即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科学预测和技术评估的困难、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这根源于“科学基因”的缺陷。“数学”能使科学知识精确，“实验”能使科学知识可靠，“逻辑”能使科学知识系统，但它们不能保证科学知识造福人类。
对于作为理性事业的科学，从理性结构分析，其“基因缺陷”乃价值理性的缺失。按韦伯的理性二分法，理性可区分为求善的价值理性和求真的工具理性。科学理性局限于求真的工具理性，长期以来把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推给外部社会，忽视了对人性世界的关怀。
善与恶根源于人类兼具自然与文化的二重性，即人类既属于自然又属于文化。作为自然演化的偶然产物，人类属于自然；而作为文化的自觉创造者，人类属于文化。自然是人类的生存条件，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文化本质上是反自然的，即人类以反抗自然求生存。文化的反自然必殃及人的自然，人类永远挣扎在自然与文化的夹缝之中。
科学需要理性重建，引入价值理性，以平衡工具理性。科学道德问题始终与科学形影相随，近些年来陌生的科学伦理学才受到较多的关注。为使科学造福人类，不仅需要伦理规范引导，还应有理论的价值论证。在科学推理的格式中，作为推理的前提，除规律陈述集Li和条件描述集Ci而外，还应引入价值选择集Vi。
对于科学理性的质疑由来已久，在16世纪有阿格里帕的《论科学和技艺的无益和不可靠》（1530），在17世纪有弥尔顿的《失乐园》（1665），在18世纪有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1750），在19世纪有尼采的《快乐的科学》（1882），在20世纪有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54），在21世纪有温伯格的《大科学的危机》（2012）。
科学不单是科学家们的事，公众对科学的切身感受不容忽视。对某一科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令人满意的评价，并不总是需要对整个科学领域都很内行。那些并不奢望自己在科学上有所建树的人，他们的良心和见识对正确评价科学上的成就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