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技史研究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中成为一个学科及一项职业化和建制化的学术事业，其标志是1957年元旦中国科学院创设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60年来，科技史学家肩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使命，认知科技传统，勾勒发展之迹，探求创新规律，为科技事业和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科技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议题
早在20世纪前半叶，竺可桢、叶企孙、李俨、钱宝琮、朱文鑫、李乔平、章鸿钊、梁思成、刘仙洲、王振铎、万国鼎、王庸、李涛、钱临照和严敦杰等学者就开始发掘各种史料，追溯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
科技史研究在中国的职业化和学科建制化得益于时代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1951年元旦，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两个多月之后，《人民日报》以“在伟大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为题发表社论，强调继续进行抗美援朝思想教育，铲除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并将这种教育引导成“热爱祖国的高潮”。社论用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来说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这之后，《人民日报》约请钱伟长、华罗庚、梁思成和竺可桢等人撰写关于古代科技成就的文章。社论及相关文章具有舆论导向作用，使科学遗产和科技史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话题，体现了社会对学术的需求。
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格外重视科学史，对开创中国科技史事业贡献卓著。他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听过科学史学家萨顿（George Sarton）的课，20世纪40年代与李约瑟也有交往。1951年1月13日，他和李四光谈李约瑟寄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目录，提到应该有一个中国科学史委员会，以关注李约瑟的工作和解决《人民日报》约稿等问题，并且为成立科学史研究室做准备。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科学院在1954年设立以竺可桢为主任、叶企孙和侯外庐为副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在历史二所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组。
1954年8月27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述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他认为：“自然科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优秀民族包罗一切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史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满含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这段话反映了中国科技史事业开拓者回击欧洲中心主义的鲜明态度及研究古代科技遗产的一个重要理由。
科技史研究在“向科学进军”号角中实现建制化
1956年1月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国务院组织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使科技史研究成为国家科技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委员会牵头制订了《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竺可桢、刘仙洲和李俨）等五人还参加了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该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使学者们的意愿变成国家体制内的事业。
按照远景规划，1957年元旦，中国科学院创建以学部委员、数学史学家和铁路工程专家李俨为主任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同年研究室开始招收研究生。
1958年创办国内第一个科学史专业期刊，即以钱宝琮为主编的《科学史集刊》，该刊在1982年易名《自然科学史研究》。以上举措标志着科技史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建制化，以及其研究队伍的职业化。
学术问题的提出和研究范式的形成
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奠基者们在《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中基本明确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中心问题”和研究范式：在内史方面，先着重于专史研究；在外史方面，注意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生产情况，以求了解科学概念的产生及科技改进是如何总结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在方法论方面，应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与方法，整理和研究科技遗产，解决古代有什么科学等内史问题，并且追求“总结出科学规律”。在写成专史的基础上，撰写综合的《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这部总史并非简单地将专史拼在一起，而应指出主要科学思想和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应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史，探讨封建组织和唯心思想如何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1958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在《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中强调“自然科学史是一门边缘科学。它主要研究自然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自然科学各分科在发展中不同历史阶段间的具体内容。马列主义的自然科学史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研究方法。”这份《纲要》将撰写断代史、科学家传记、少数民族的科学贡献、世界科学史等列入工作任务，甚至要1960年以前写出几种学科史和通史。
50年代及其后较长时期里，由于政治运动等因素的制约，外史的学术研究未能正常展开，也未能深入解说为什么某一科学成就出现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问题。竺可桢提出“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所传授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然而，基于爱国主义和反欧洲中心主义的动机，不少学者并不完全像竺可桢和叶企孙所期望的那样，而是热心于讨论中国人先于西方多少年取得了什么成就，在为中国文化辩护方面把李约瑟看作自己的盟友。
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在1975年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50年代形成的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历经多年的科研实践，研究所形成了以学科史研究为主，追求新史料、新观点和新方法，认真考证史实与阐释成就的学术传统，其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同。研究所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在多个方向做出开创性的工作，如李俨、钱宝琮、严敦杰等对数学史的研究，席泽宗等对天文学史的研究，以及学者们对四大发明、冶铸史、建筑史等领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兄弟单位合作编著的26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大书”）。“大书”总结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所利用的中文史料和考古资料都比李约瑟的著作丰富，在内史考释方面特色突出，改变了国内以往主要依赖李约瑟阐释中国科技传统的局面。“大书”的数学卷、科学思想卷和水利卷荣获郭沫若历史学奖，这表明科技史学家的工作得到了史学界的充分尊重。
科技史学科在改革开放中开拓新领域
“文革”结束后，国家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国策；中国科学院先后实施“一院两制”、知识创新工程和“率先行动”计划等举措，成为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和创新的引领者。借时代变革创造的机遇，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逐步调整科研布局，积极开拓新领域，引领学术发展，满足社会需求。
一是深化古代科技史专题研究和文献整理，撰写系列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参与或组织承担曾侯乙编钟复原、夏商周断代工程、清史纂修工程、中华大典（数学典）等国家项目，编著天文学史、物理学史、技术史等多卷本的“大系”，整理出《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国古代地图集》《中国科技典籍选刊》等文献丛书。此外，推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和《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等书籍。
二是由古代到现代，由中国到世界的拓展。在“科学的春天”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开辟近现代科学史研究方向，组织编写《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这既可以帮助我国现代化建设者了解现代世界科技发展及其中的经验，又有助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扩大学术视野。此外，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于1987年开始筹划撰写《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2000年组织国内百余位学者开展“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2006年开展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不断深化人们对近现代科技在中国曲折发展历程的认识，开创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新局面。
三是促进学科交叉，尝试“应用科技史”研究。首先，1995年筹划“中国传统技术综合研究”项目，组织国内同行撰写出20卷本《中国传统工艺全集》，这推动了技术史与科技考古、工艺美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引领了我国文化遗产的科技认知研究；其次，在中国科学院的鼓励下，自1999年开始尝试科技战略研究，参与起草《创新2050》和《未来10年中国学科发展战略》等研究报告，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具体的案例为建设科学思想库提供借鉴；再次，开展科学文化研究，2004年创办“张扬科学理性，倡导批判精神”的《科学文化评论》双月刊。
四是研究新的学术问题，丰富研究视角与方法。随着编撰古代科技史丛书的顺利进行，中国学者们在思考如何尝试新视角、新方法和新范式。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过程中尝试了社会史、文化史等视角，2006年开始加强全球化中的知识传播、中外科技发展比较等研究方向，2010年以来重点研究“科技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新中国科技史纲”等学术专题，同时深化文化遗产认知、科技典籍整理、科学传播等方面的工作，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科技史卷的编撰等项目，以期突破过去的“成就阐释”模式，努力在微观考释和宏观叙事方面有新的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还有其他标志性突破，如多所高等院校设立科技史研究机构，1980年以钱临照为理事长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1982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开始招生科学史博士研究生，1997年科学技术史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理学一级学科。
我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前景
展望未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将继续面向国际学术前沿和社会需求，追求卓越的学术研究。在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尊重古代知识体系的逻辑结构，积极调整研究范式，尝试新的理论与方法，为将来重构中国科技史奠定基础。在世界科技史研究领域，一方面传播世界科技史知识和国际学术研究新成果；另一方面，自己解读原始文献，提出新的学术问题，开展有创意的研究，同时着力培养能够活跃于国际学术界的青年学者。
无论是研究中国的科技传统，还是探讨外国科技史，我们都需要全球史或全球化的视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相对封闭，不易得到其他国家的史料和新的出版物，国别史研究的某些观点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说，如果将古文献所记载的技术置于全球史中加以考察，其中有不少技术很难说是“中国发明”。
科学知识或技术的相似性鼓励我们思考跨文化的知识相关性，做比较研究和知识的全球史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法国科研中心等机构的合作表明，国际合作是开展比较研究和全球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在解决跨文化、跨国的复杂学术问题以及分享不同国家保存的史料等方面优势明显。换言之，来自不同国家、有不同文化背景、擅长不同语言的学者们进行合作，发挥各自的学术特长，就比较容易澄清单靠某一方力量不易解决的问题。当然，全球史、国别史、学科史和社会史等研究各有长短，具有互补性，都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中国科技史界还须进一步推进国际化进程，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也使中国更加了解世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以外文出版过《中国古代数学简史》《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和《九章算术》等专著，2005年成功承办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2013年开始接受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国际评估。2017年，科学史所与科学出版社及国际伙伴通力合作，创办英文科技史期刊（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搭建新的国际平台。我们相信，通过国内外同道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科技史学术研究将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