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新晋获得博士学位的大气物理学家，我们夫妻二人和一个18个月大的女儿一起生活在美国东海岸。有一天，一位招聘人员问我是否想搬到蒙大拿为一家采矿和冶炼公司工作。我犹豫了一下。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大的风险。作为一个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长大的孩子，我试图了解我周围的世界。我想要成为一名科学家。
我打算做研究，以扩大我们理解的范围，这是我的目标。但是当我获得科学学位并且到该找工作的时候，很显然，学术职位是稀缺资源。我通过在工业领域找工作来扩大我的选择范围。
鉴于我的学术培训，处理环境问题的工作似乎是一个自然的焦点。那是1970年，国会刚刚成立了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并且正在制定一项新法律来减少空气和水的污染。我开始与公司（公司设有自己的研究中心）面谈。然后我收到了猎头（这是一个我并不知道的角色）打来的紧急电话。一家大型矿业公司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关注污染的世界，也逐渐意识到需要有人来帮助评估和管理其运营所带来的风险。我从未想象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我权衡利弊，并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我们在全国各地跑了个遍。这是一次冒险：家庭的第一次远足便是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西部。
早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我遇到了负责采矿业务的高级副总裁。他告诉我，他的工作是“挖掘”，而我的工作是帮助他避免出问题。最终证明的确有很多科学研究可以做。来自矿物加工的空气污染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要寻找管理和减少相关风险的方法。但是，科学依据要正确仅仅是实现真实结果的第一步，我还不得不说服公司高管。幸运的是，公司副总成为了我的盟友：他没有一次拒绝我有关采取基于科学的行动的请求。
在接下来的40年，我的学术背景让我得以扩展我的工作范围。我搬迁了8次，帮助公司管理健康、安全和环境问题以及相关的财务问题。我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谁能猜得到，当1980年华盛顿州圣海伦火山爆发所喷发的火山灰威胁到工人和昂贵的设备时，一个大气物理学家会有权关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之一？一个电话，我停止了两天的采矿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了解到，减少风险意味着我们必须克服行业内部和公众在科学认识上的巨大差距。我研究了商业风险，并且发现科学和技术在寻找解决方案中常常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在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上也是如此：在早期，我曾怀疑工业可以满足EPA为减少空气污染而设定的一些激进的目标，但是我最终看到这些目标刺激了创新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导致了更高标准的制定。
我对科学认识的追求采取了一种在研究生院时我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形式。我仍然想要了解我周围的世界，但是今天我是通过使用科学来管理风险去实现——这比我曾经预想的要更丰富、更广泛、更明确。现在，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尚待探索，作为工业顾问，我继续运用我的科学技能为行业服务。我已经认识到在我们的职业里、在我们对环境的影响中以及在我们对科学的使用中，平衡风险的必要性。但是我很高兴我接受了第一个大风险，这为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Richard Krablin目前正通过他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市的企业环境绩效公司为行业作环境、健康和安全问题的咨询。更多生活和职业类问题，请见sciencecareers.org。将你的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49.6250.894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5年8月21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9/6250/894.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