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30日，星期一。
意大利神经科学家Elena Cattaneo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工作。这一天她的助理告诉她，一位名叫Franco Fiorini的会计师赠予她150万欧元的遗产，以支持其科研活动。
起初，Cattaneo认为这是个骗局，因为她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Franco Fiorini这个名字。直到收到这笔捐助时，她才相信这不是个恶作剧。
64岁的会计师Franco Fiorini于今年5月21日去世。在简短的遗嘱中，他只手写了一句话：把所有资产转给Elena Cattaneo，让她用在科研里她觉得合适的地方。这份遗嘱于6月21日正式公布。
斯人已逝。很难理解是什么让Fiorini决定将所有的财产捐助给Cattaneo。但是，据他的好友兼律师Paolo Ghedini介绍，Fiorini“热爱阅读，经常与我谈论历史、医学和政治等话题”。
可能是阅读让Fiorini知道了她。Cattaneo常常因科学活动在媒体上现身。不仅如此，作为意大利参议院终身参议员，她也屡次为政府的科学决策建言。
当时，她曾对政府拨款透明度和一个耗资15亿欧元的生物医学和营养研究中心计划表示不满，并抱怨大量资金不应该集中在单一项目上，尤其是在意大利科研界作为一个整体已连续多年缺乏资助时。
对于Fiorini这次捐助的原因，Cattaneo永远也无法确定。也许这正如帕多瓦大学CNR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Tullio Pozzan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体现了宣传科研的重要性”，是科学传播的胜利。
将时间的指针划拨到七年前。那是一个反对干细胞新疗法的“七年抗战”的故事。
“躲猫猫”的干细胞新疗法
位于意大利都灵市的非营利性基金会Stamina Foundation自2009年创立以来，便开始向绝症患者推销一种干细胞新疗法。
这种新疗法是一种基于骨髓干细胞的治疗手段。据Stamina基金会负责人Davide Vannoni宣称，其已找到改变患者间充质干细胞的方法，将来自骨髓的间充质干细胞转化为新神经细胞，再利用这些细胞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
Vannoni还表示，早在2004年，他已利用此疗法在俄罗斯成功治疗了一个由病毒引发的面瘫的病例。不仅如此，他甚至指出，Stamina基金会已经治疗了80个左右患有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症、肌肉萎缩症、脊髓性肌萎缩等疾病的患者。
对于那些身患绝症的患者而言，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Vannoni因此开始名声大噪。
然而实际上却丝毫没有证据可以支持Vannoni所说的这些临床疗效，他也从未公开治疗的详细资料。而且Vannoni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医学研究者，更没有接受过成为科学家或内科医生的培训，最重要的是，他从未发表过经同行评议的论文。这样的身份着实令人生疑。
在Cattaneo看来，干细胞新疗法根本“不是科学，也不是医学，而是炼金术”。
2007年，欧盟曾经有一项法规，要求干细胞治疗必须要遵循安全性和有效性原则。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那些提供尚未获得证实的干细胞疗法的诊所，自然要和卫生监管部门玩起“躲猫猫”的游戏。Vannoni也不例外。
Vannoni的实验室曾几经搬迁。在一篇评论文章中，Cattaneo曾一针见血地指出，Vannoni的实验室之所以四处搬家，“说明Vannoni希望在一个管理不那么严格的地方工作”。
果不其然。2012年5月，一个来自意大利药品局（AIFA）、国际空间站（ISS）以及国家卫生部研究所组成的代表团参观Vannoni的实验室，发现该实验室无法保证准备无污染的干细胞，检查员也没有发现系统化的方法或者拟定计划。他表示：“看到了如此混乱的情况，我就知道其实验中并没有正式的方法。”
乘虚而入 昙花一现
为了保护患者的权益，意大利药品局随即关闭了Vannoni的实验室，并禁止其继续为患者提供“治疗”。
没想到此举却惹恼了将干细胞新疗法视为最后希望的患者。他们在Stamina基金会的召集下集体抗议，并多次举行示威游行。
据帕维亚大学从事科学与法律研究的Amedeo Santosuosso教授介绍，在意大利，未经证实的疗法可在“将死之人”无其他选择的紧急情况下酌情使用，且国家卫生服务系统会免费提供这种治疗。
法律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有批准这种治疗的权利，但某些条款还不是很明确。而条款的模糊不清，却为Stamina基金会提供了“可乘之机”。
不久，患者及其家属开始诉诸法律，以期继续酌情使用这种治疗。患者求助的500家法院中的大部分得出结论，接受治疗服务是病人的权利，医疗卫生必须提供这种服务，且在某些情况下，Vannoni的实验室可以再次提供细胞治疗。
2013年3月，迫于来自患者的巨大压力，意大利时任卫生部部长Renato Balduzzi对该疗法表示支持并提出法案解决争端，支持在32个身患绝症的病人身上继续进行干细胞治疗，这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这还没有结束。5月22日，意大利参议院投票通过一项众议院已批准的新法案——向Stamina基金会的临床治疗试验拨款300万欧元。同时，该基金会将继续治疗在布雷西亚一家医院接受有争议疗法的12位病人。
看上去，在这场纷争中，Vannoni似乎获胜了。
揭竿而起 捍卫科学
面对这样的结果，科学家们实在忍无可忍。
Vannoni及其Stamina基金会自称已找到干细胞新疗法，但却又不肯公布具体的技术细节。凭着本能和敏锐，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有问题。
为此，Cattaneo、罗马智慧大学生物伦理学家Gilberto Corbellini及其他研究人员（特别是干细胞专家Paolo Bianco和Michele De Luca）开始为捍卫科学而战。
他们一方面提醒患者、政客和媒体密切注意干细胞新疗法缺乏管理先例和科学原理，与酌情使用标准不符；另一方面开始着手调查Stamina基金。Cattaneo等人发现，标榜为私有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其地址竟是一个商业公司，“它曾因膳食补充剂误导性广告而被罚款”。
发现还远不止这些。科学家们还发现，Vannoni试图游说政府官员和国会成员，以批准豁免其操作的管理监督，并试图使国民健康计划覆盖未经检验的协议。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开始收集该疗法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证据。Cattaneo等人发现，Stamina基金会的专利申请遭到了驳回，因为美国专利局认为其缺乏特异性，并指出在其叙述的条件下，收集到的细胞被诱导成特定类型细胞的可能性不大。
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Vannoni造假的证据也慢慢浮出水面。据《自然》杂志调查显示，2010年的这份专利申请中所显示的显微照片与2003年一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中的图片一致。
如此经不起推敲的专利申请，并没有让Vannoni及其Stamina基金会受挫。于是，科学家们开始向政府求助。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Cattaneo等人为能接触到的每位政客准备了长达40页的资料，立法机构为Stamina基金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举行了听证会。
政府资助的意大利临床实验本应于2013年7月1日开始，但由于Vannoni三次拖延向相关委员会上交解释其方法的承诺书而延期。然而，拖延终究不能解决问题。
在临床试验的要求下，Vannoni只得拿出自己制备细胞的方法。很快，由政府任命的科学委员会发现，该方法评估细胞特性的技术存在缺陷，并缺乏对病原体的基本扫描。此外，对Stamina基金会收集到的冷冻细胞的早期分析只发现了血细胞，没有发现神经细胞。
2013年8月，Cattaneo被任命为参议院终身参议员。这一及时的任命不仅是意大利政府加强科学力量努力的一部分，更为科学家们捍卫科学壮大了实力。Cattaneo到任的第一件事便是推动参议院调查Stamina基金会。很快，政府收集到了一些关键证据。
剧情就这样出乎意料地反转了。2013年10月，计划试验被取消。两个月后，意大利卫生部宣布，参与该基金会治疗的36位患者的情况并没有改善。
与此同时，另一家法庭规定，该委员会成员曾在公开场合反对Stamina基金会，因此结果存在偏见，并要求召集另一个委员会重新检查相关协议。就这样，对Stamina基金会的调查又持续了近半年。不过，结果仍然没有改变——干细胞新疗法根本无效。
在经历了为期4年的调查后，2014年4月，Vannoni被意大利检方以欺诈公款罪提起公诉。在起诉书中，Vannoni被描述成犯罪组织头目，称他从2006年起欺诈了数千名患者：通过提供危险的未经批准的疗法获得金钱。
罪与罚
七年抗战，Vannoni由名声大噪变成了声名狼藉。
2014年的这份起诉书中指出，Vannoni每次治疗费高达4.8万欧元，并且储存细胞提取物的费用为每年1万欧元；而其治疗让患者处于极大的风险中，包括感染风险、大出血、脊椎损伤、癌症以及局部缺血。起诉书中还强调，患者“被当成了小白鼠”。
除了Vannoni获罪，意大利检方还指控了其他19人，其中包括内科医生、伦理委员会成员、允许Vannoni治疗患者的3所公立医院的主管、一家药企的老板、两位外国科学家，以及意大利药物局研究和临床试验部门主管。
2014年5月28日，欧洲人权法庭裁决表示，患者没有权力接受没有科学证据的治疗。Cattaneo等人终于感受到了一丝胜利的喜悦。
捷报不断。时隔3个月，意大利都灵法院判决Stamina基金会必须停止一切“治疗”，并收缴了他们的一切设备。
2015年3月，Vannoni被指控犯有同其治疗方法（已被意大利卫生部宣告为危险）相关的密谋和欺诈罪，被判入狱22个月。
回顾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尽管多次受到恐吓信，屡遭辱骂，邮件和服务器被黑客攻击��Cattaneo等人仍然感到付出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2014年，Cattaneo、Bianco和De Luca 荣获了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SSCR）的公共服务奖。
不过，科学家们并没有就此感到轻松，他们仍在积极呼吁所有科学家坚持科学方法，“科学依赖于公共部门，并应该致力于公共利益，我们有义务为这些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