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记者 姜天海 张安悦 来源: 发布时间:2016-9-14 16:18:17
陈启宗:享受“捐之乐”的教育慈善家

 
若是为了支持学术教育和科研事业,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亚洲协会(美国纽约)全球联席主席陈启宗从来都是一句爽快地“Yes”。
 
1994年,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找他捐助中国数学界,于是有了今日著名的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和“晨兴数学奖”;十年前,他又捐赠一亿港币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院长为诺奖得主莫里斯;2014年9月,他与弟弟陈乐宗成立的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承诺捐赠3.5亿美元,是哈佛史上最大的单笔捐赠。
 
但他对随之而来的荣誉,却往往以一句“No”婉拒。
 
8月6日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希望将大会重要的“陈省身奖”颁发给“为推动数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陈启宗,遭他多次谢绝;他花了18年捐助修复故宫两处重要建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希望为他立功德碑,或者标注由他捐赠复建,也被他立即否定。
 
他曾向香港《信报》坦言,其家族早在多年前已“尽捐身家”,把所有财产注入“晨兴”:“我们的家规是不把钱留给后代,一分钱也不留,全部用作公益事业。”
 
行善不为名,陈氏家族虽未曾登顶过福布斯香港富豪排行榜榜首,却以其“捐之乐”的财富观在华人圈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
 
与数学结缘
 
陈启宗对支持数学研究的情有独钟,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的父亲、香港恒隆集团的创始人陈曾熙。
 
陈曾熙祖籍广东顺德,为香港富商。1960年创建恒隆集团,主营地产开发。此后,他与李嘉诚、李兆基、霍英东等一代新富,共同缔造了战后香港的商业繁荣。
 
在陈启宗眼中,父亲是一位数学爱好者,也是数学家的崇拜者,但他没有机会学习数学,因此希望下一代的年轻人可以获得更多接受数学教育的机会。
 
来自父辈的影响同样烙印在陈启宗的心中,“我不是数学家,也不懂数学,但是我清楚数学的重要性。数学是科学之母,其发展与一个国家科技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更是人类社会的遗产,是描绘自然世界的最基本定律”。
 
为数学助力
 
促成陈启宗数学公共事业捐助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他的多年挚友丘成桐。
 
忆及1994年丘成桐和自己谈话时的场景,陈启宗笑称,“丘教授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醉心于华人数学教育事业的丘成桐希望老友支持他在中科院建立一个数学研究中心,并与中科院合作盖一栋数学楼。陈启宗立即答应了下来。
 
两年后,晨兴数学楼落成,晨兴数学中心也开始在中科院正式运行起来,但二人的脚步却没有停滞。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数学家杨乐的协助下,丘成桐牵头发起每三年一次的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陈启宗则出资设立了大会的最重要奖项“晨兴数学奖”,面向全球华人数学家,奖励45岁以下在理论及应用数学方面有杰出贡献者。
 
如今,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发掘、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数学家,为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有生力量。而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召开七届以来,已成为全球华人科学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晨兴数学奖”也已经成为华人数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奖项,被誉为华人数学界的“菲尔茨奖”。
 
最令陈启宗欣慰的是,3年前,“晨兴数学奖”首次迎来了一位“土鳖”金奖获得者,这意味着中国也有能力培养出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他还注意到,近年,越来越多在海外研究的华人学者获奖后,选择回国任教。他认为,这是国内学术环境质量和水平提升的直观体现。
 
对于“晨兴数学奖”的未来,陈启宗充满希望,“期待未来有更多从奖项走出来的华人数学家能摘得‘菲尔茨奖’的桂冠,我对他们很有信心”。
 
传承“捐之乐”
 
陈启宗为教育科研事业投入的财力和心力绝非一星半点。
 
根据晨兴集团网站的资料,集团透过晨兴基金会支持的教育和科研项目还包括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的晨兴书院,2010年浙江大学“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以及1996年在北大、清华、复旦等五所高校展开的优秀学生资助计划等。
 
此外,陈启宗亦设立了香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该基金会从1999年起向北京故宫博物院捐款和一起合作重建建福宫花园和中正殿。晨兴基金会也捐资设立晨兴音乐桥,选拔中国最优秀的12至18岁年轻音乐家到美国交流,并邀请国际音乐界大师授课。
 
事实上,在香港豪门中,陈氏家族算是低调的“异类”。其父亲陈曾熙临终前交代家人将财产捐出,成立陈曾熙基金会,用于公益和慈善事业。叔叔陈曾焘与夫人于1997年捐资成立思源基金会,支持国内教育和医疗。
 
在上一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下,陈启宗与弟弟陈乐宗在1986年创办了 “晨兴集团”,投资教育与其他科学、科技相关企业。慷慨参与慈善活动数十载,关于如何做公益,陈启宗有着自己的理解。
 
在他看来,捐助公益事业一般都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最常见的,针对各类天灾人祸的公益慈善救助,目的在于缓解和减少人们的痛苦;第二阶段则是捐助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其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较为长远;第三阶段则是企业家出于自身兴趣的捐助,例如针对某一特定学科、特定疾病或是资助艺术事业等。
 
被问及如何界定自己对数学研究事业的资助时,陈启宗表示,可以算作第二阶段,也可以算作第三阶段,因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既因私心,也为公益。
 
关于内地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陈启宗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他认为,虽然内地的公益捐助仍处于他所提及的第一或第二阶段,是较为初级的状态,但历史表明,任何经济体都不会在发展初期就出现大规模的、系统的慈善公益事业;反观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不到四十年,公益事业已初具规模,一些企业家已决定裸捐,十分难得。
 
“这是中国传承千百年的儒家、士大夫的道义精神,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相融合的结果。”他最后表示。■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6年8月刊 人物)
发E-mail给:      
| 打印 |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