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已尘埃落定。
6月23日出炉的英国全民公决结果显示，有约52%的投票者支持英国离开欧盟。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在度过了与欧洲国家的“蜜月期”之后，再次恢复成为“单身贵族”。
尽管目前没有人能确定英国退出欧盟“朋友圈”将如何影响科学，然而感受到其后果的欧盟科技界对此早已忧心忡忡。
在欧盟研究专员Carlos Moedas看来，“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对葡萄牙而言。”
对此，马德拉交互技术研究所信息工程学副教授Nuno Nunes表示赞同：“我们是欧盟在大西洋沿岸的国家之一，同英国也保持着良好的联系。随着欧盟的重心向中部和向东移动，我们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小，葡萄牙会变得更加边缘化。”
“对欧洲来说，失去了英国意味着失去了一批欧洲大陆最好的研究机构，这会使得欧洲在这个越发疯狂而危险的世界里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Nunes说。
同样，华沙大学知识产权管理教授Krzysztof Klincewicz也认为，欧盟失去了它最大的成员国之一后，不会有任何科学家能从中获益。
科学研究并不是“零和游戏，而是一个发挥协同作用和进行协调合作的机会，通过共同的努力才能扩大规模和增强影响力”。他直言道，“期待着一个特定的国家或某些国家能够从欧洲科研体系的分解中真正受益，是很奇怪的。”
在欧盟科学家们看来，一旦英国退出欧盟，将会对欧洲整体的科学研究产生消极影响。
政策制定受重创
事实上，英国对欧盟科研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大部分来自于科学家对政策和社会的考虑而产生的“草根计划”都始于英国。
“英国科学家在公众参与方面做得比大部分欧盟国家的科学家都要好。”科学智识（Sense about Science）组织欧盟分支的负责人Sofie Vanthournout说。科学智识这一英国游说团体最近在布鲁塞尔设立了办公室。
“在过去几年中，我所看到的来自基层科学家的对政策和社会关注的倡议，大部分都是在英国开始的。来自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往往很乐于加入这样的倡议活动，所以他们有和英国科学家一样的关注点，但他们似乎并不具有英国科学家那样的积极性。”Vanthournout说。
担任欧盟首席科学顾问至2014年的Anne Glover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向英国议会咨询委员会表示，“英国的声音非常受欢迎，非常响亮，也非常可靠，（在欧盟）人们总是依照它采取行动。我们领导着许多有影响力的委员会，在欧洲研究委员会（ERC）内也有不少成员，我们帮助制订了许多政策来管理科学资金及其支配方式。”
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的推动，也就不会有欧洲研究委员会以及欧洲基础设施研究战略论坛（ESFRI）。
欧洲研究委员会研究与创新部门主管Robert-Jan Smits指出，之后成为英国科学大臣的David Sainsbury和成为委员会英国专员的Chris Patten在落实欧洲研究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对Sainsbury勋爵在2004年作的关于ERC的晚餐演讲记忆犹新，这次演讲在是否要设立ERC的讨论中是个转折点。”Smits说，“Tim Hunt（前欧洲研究委员会成员）也帮助进一步完善了ERC的概念并为我们争取支持，这些工作意义十分重大。”
Smits还赞扬了另外两位英国科研管理官员：John Wood 和John Womersley。因为他们将欧洲基础设施研究战略论坛这一欧盟行动计划由规划变为了现实，促进了资源整合，更大程度地共享了研究基础设施。
而英国在推动“地平线2020”计划达成共识方面更加功不可没。不少人都表示英国前任科技与创新部长David Willets在推动“地平线2020”计划相关法律文件通过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如果谈判桌上没有英国，‘地平线2020’计划将与现在大不一样。”前科研委员Máire Geoghegan-Quinn表示。
在欧盟范围内，英国帮助改善了许多科技立法工作。“英国癌症研究中心和威康信托基金会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使（最近的）数据保护法规对跨国临床试验可适用性得到了确认。”欧洲议会的一位英国成员Vicky Ford指出。
英国医学科学院和其他相关机构均表示，在有关动物实验的欧盟规则方面，英国的规定被视为是提高全欧洲已有的动物福利标准的动力。
还有一群人也在布鲁塞尔留下了印记。去年，英国皇家学会主席Paul Nurse带领着一群诺贝尔奖得主进行了一场高调的干预，以避免削减对ERC的预算。
而如今，失去了英国这一“权威”的声音，对于欧洲科研规则制定的质量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以气候政策为例。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是气候政策的领导者，2008年就通过了旨在到2050年将碳排放量减少80%的国内立法，但对《巴黎协定》的谈判，英国是以欧盟代表团的身份参与的。
英国的突然“脱欧”，对欧盟合力应对气候变化有何影响目前尚不可知，但可能会迫使欧盟递交的《巴黎协定》作出一些调整，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长Christiana Figueres所说，“从《巴黎协定》的角度来说，英国是欧盟的成员国之一，也作为欧盟的成员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因此英国退欧之后将会导致与此相关的政策产生改变。”
令人忧虑的科研预算
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英国以71亿欧元的净额位列欧盟预算的第三大贡献国，法国以74亿欧元位居第二，德国以177亿欧元居于首位。
显然，英国“退群”，欧盟不仅将失去它最大的募款来源之一，还要面临在进行改变与缩减开支之间作出选择：要么让其他成员国增加捐助额，要么减少包括科研预算在内的各项支出。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是，英国可以从外围支持预算资金并继续参与“地平线2020”计划。
提及“地平线2020”计划，可以说英国脱欧使其在资金支持方面始终盘旋着一个巨大的疑问：“地平线2020”计划所涉及的英国受助人在英国脱欧之后能否继续获得资助？
目前，英国主导着1483个“地平线2020”计划的项目，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第二位的西班牙仅有902个。
尽管6月29日欧盟发表声明，确认在英国正式离开前，欧盟法律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将继续适用于英国，包括英国机构参与和接受“地平线2020”计划资助的资格，也就是说已进行中的科研项目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计划后期项目的规划是否会受到影响还不明晰。毕竟，在没有其他国家退出欧盟的先例的情况下，很难对这一问题给出答案。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假设现有的项目会这样存续下去，并以此为基础在展开工作，因为在两年内大规模排除英国参与者肯定是不可能的。有人希望，英国现有的对‘地平线2020’计划的高水平贡献，可以或能够确保我们继续在这一基础上开展研究直到2020年，但愿这不会成为我们单方面天真的假设。”伦敦国王学院欧盟基金办公室的负责人Dan Walker无奈地说。
不过，即便欧盟决定对英国采取强硬态度，并拒绝履行研究合同，英国的公共研究基金也能填补这一空缺，就像瑞士政府在2014年被排除于“地平线2020”计划之外时所做的那样。
挑战与机遇
现在，随着英国开始制定计划脱离欧盟，欧洲历史的另一段动荡时期即将正式拉开帷幕。
然而，一切仍在继续。如何将英国脱欧这一危机转化为利用科技推进欧洲发展的机遇，这需要欧盟委员会以及处于危机中的各成员国的领导立即展开强有力且有远见的工作。
多年来，欧盟委员会的科技研发预算始终处于逐年持续增加的状态。而且，欧盟委员会从相对低调地将研发补助发放给7家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布尔、西门子、飞利浦等），发展到将整个欧洲的大学、公共实验室和技术开发组织都纳入了一项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工业补贴仍然存在，但更多地向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倾斜。
也许现在，应当由区域发展、工业和教育项目承担这些收入转移功能，而不是政策研究项目，并且这些项目应该制定更加精细化的目标，以促进欧洲相对落后地区科学、技术和教育能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科研和创新资助项目或许可以缩小到资助“卓越”，即只支持那些能够真正产生科学突破，或产生新的市场和产业的科研人员和创新者。
使欧盟研发的关注点调整为缩小地区差异，或许也是促使欧洲国家将英国脱欧这一事件由挑战转变为机遇的一条有效途径。
随着英国的离开，欧盟将失去其部分顶尖的科研力量（按照科学引文、大学排名和其他衡量标准衡量）；此外，因为瑞士与欧盟间的争端，欧盟也失去了这一排名靠前的国家；与此同时，欧盟的单一市场也将随着英国的退出而萎缩。
这就意味着，科研与创新政策的前沿必须从关注内部发展转向扩大外部机遇，比如在从冰岛到埃及的邻国间构建更多交流的桥梁。
互联网项目能够在其中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例如，拥有庞大跨国网络的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EIT）可以进行改造和去官僚化；原有的项目例如尤里卡计划和欧洲COST行动，也已经超越了欧洲的范围，此后可能发挥新的作用。
此外，虚拟网络，例如Moedas委员提出的开放科学云计算，应成为欧盟政策的中心。为了使欧盟能继续从英国的科学实力中获益，欧盟需要在线工具，让身处博洛尼亚的研究人员同位于剑桥或苏黎世的研究人员保持联系。从莫斯科到德黑兰，专注于科学事业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能够带来额外的外交红利，甚至取得有利于全人类的更大的和平。
虽然，脱欧公投结果已出炉，但这并非最终结束，只是英国与欧盟双方博弈的开始。英国退出欧盟的路还很长，程序也非常复杂。然而无论结果怎样，欧盟未来科研的走向都将不同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