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接受的科学教育生涯中，我始终尽心尽力地记住几个事实：光合作用的各个阶段、克雷布斯循环中的酶类，以及如何在化学反应中平衡方程。与此相反，我的古代历史课所关注的焦点就是如何回答大的、开放式问题：为什么历史人物会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尤利乌斯·凯撒遇刺如何影响到罗马帝国？如果他没有被杀的话，我们的世界是否会有所不同？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不仅与历史事件相关，还关系到知识的本质，我们知道什么以及是如何得知的。证据是什么？它有多可靠？传统的解释能否对所有可用的信息（包括相互矛盾的想法）和更广泛的背景作出解释？
最终，我试图将类似的思考过程应用到我的科学兴趣中。我发现这种研究科学的方式更加令我着迷，也更有用。这种方法伴随着我一起成长为一名科学家。
我曾经接触过通过水传播的疾病，而且我在水过滤技术上有专业经验，这都推动着我选择在公共卫生专业读博士，专注于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幽门螺旋杆菌水源性传播。我所作出的选择是因为这是一个更有大局观的项目，在公共卫生官员、科学家和医生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以数据为驱动的建议。
我迅速地发现，新的数据或新的技术方法无法解决清洁水源的获取问题。毕竟，已经有提升水质的现成技术，而且大家都知道用于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成本效益。这个问题仍旧存在，是因为清洁水源的挑战已经嵌入到复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当中：文化、经济、科学、情绪、意识形态。如果你无法总揽全局，就无法解决这种问题。狭义的思维方式甚至会导致错误的策略出台，造成损害。例如在秘鲁的私有化举措中，虽然适度地提升了水利基础设施，但也把贫困者挤出了市场。随着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变得愈发复杂，即便是严格的科学问题也需要像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文主义学者一样具有更广泛的视野。
学习历史也让我从其它的方面获益匪浅。我学到了如何进行批判式思考，并写出严谨、令人信服的定性研究的讨论。研究预算的缩减让科研人员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写出更为广泛的影响。学术科学家必须要在与之竞争的政治和经济重点项目前捍卫自己的工作，这种竞争已经不仅限于经费申请，而是走向了公共和政治领域。科学家与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每一年，我们都不得不向新的秘鲁卫生部长证明我们的项目是必要的，这样才能让项目合法的继续开展下去。
随着稳定的学术科学岗位越来越少，更多的科学家开始在学术圈外寻找岗位。私营企业和政府岗位通常要求应聘者能够想到管理和文化上的问题，以及利润等更实际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你能够思考并权衡多方论点，并与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明确的沟通。
科学内在固有的还原方法及其对最细微之处的敏锐度会对你大有裨益。但是科学的范畴在不断改变。因此，除了联系传统的技能之外，当今的科研人员也需要具备在全球化的（而且是跨学科的）世界解决复杂挑战的能力，能够批判式地思考我们如何解决各种问题，并且能够与多元化的群体进行有说服力的沟通。与我的科学课程相比，更多的是历史课的学习教授了我这些方面的技能。科学家有时候可能会过度热衷于把其它学科都称之为“软”学科，因此就会不如科学及其严谨的研究方法。但是那些其它领域也可以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提升对科学的实践与理解。我鼓励我的同行都能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思考科学，正如文科也内在固有的依靠于其同类，旨在为人类的经验阐明、提升并添加意义。■
Kevin Boehnke是美国安娜堡市密歇根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生。更多生活和职业类问题，请见sciencecareers.org。将你的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47.6226.1166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5年3月6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7/6226/1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