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从来都是联系世界的一个重要纽带与桥梁。
即便是在上世纪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还曾为两国创造了建设性对话的机会和渠道。
而如今，世界正处于快速而深刻的全球化进程中，科技合作的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与军事技术相关的少数领域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科学技术相关领域，国际科技合作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的必然选择。
不仅如此，日益紧迫的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等，其中含有重要的科技内容，使得科学技术在多边外交和合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俨然成为促进、改善和巩固国家间关系的“润滑剂”。
同样地，对中国而言，国际科技合作一直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更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促进国家关系发展、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纽带。
从单一到多样
自建国起，中国便通过开展科技合作，把大量先进设备、技术和人才以及国外先进管理方法、观念和机制引入国内，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不过这时期，中国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间开展科技合作。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因此中国方面主要是接受援助，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合作尚未形成。
从1952年开始，为了适应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中国先后同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建立一系列科技合作关系，签订双边的技术合作或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前苏联签订的科技协定多达20项，与东欧国家共签订了50项，主要包括援助建设重大基础建设项目、派遣专家来中国协助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派遣留学人员、提供图书情报资料和科学仪器、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如联合进行资源综合考察）、向中国提供国防新技术（包括飞机、导弹技术的制造技术以及一些原子能利用技术）以及中国向前苏联、东欧等国提供我国一些传统工艺技术及原材料等。
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是这时期的主要合作伙伴，但是中国同西方国家也并非毫无“关系”。这一时期，中国与英国、法国、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已经开展了民间的科技交流，从科技方面“打通”了与这些国家的联系。
然而，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两国间的科技合作也逐渐放缓。鉴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压制，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科技合作成为中国联络亚非拉国家的重要途径。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陆续派出官方科技代表团赴亚非拉国家访问，并与其签订科技协定。与此同时，合作的内容进一步拓展为同对外贸易与文化等部门工作的结合。
在这期间，中国开始认真调整与西方国家开展民间交流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文革”前，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只有8个，但是同中国建立民间科技交流关系的西方国家却有15个，国家在增多，交流在活跃。
尤其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两国民间科技交流开始得到蓬勃发展。中美民间的科技交流，不仅为建立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加强两国间的外交关系做出了贡献。
平等合作 互惠互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外科技合作与交流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后与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英国、瑞典、美国、芬兰、澳大利亚、丹麦、希腊、日本、挪威、荷兰以及奥地利等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双边科技合作协定。可以看出，集中精力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是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
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国际和区域性的科技合作，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主办并承办了一系列多边国际会议和展览会，比如“第十届联合国科技顾问委员会会议”“亚太地区空间技术应用促进发展部长级会议”等。
有数据统计显示，1997年，我国官方和民间科技合作与交流项目多达35000项，比1978年增加25倍；中外科技人员往来约12万次，比1978年增加16倍。1978~1997年的20年间，我国累计聘请各类外国专家70多万次，派出各类技术人员到国（境）外培训30多万次。
这一阶段的科技合作不仅在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包括合作研究、科技人员交流、派驻外交官、共建研究基地等，合作内容也由原来的农业、纺织、轻工进一步扩展至能源、环境、生物、航天技术等多领域。
比如在能源领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长庆石油勘探局与欧洲联合集团合作，共同应用欧方先进技术对中国北部天然气资源进行开发研究。
该项目于1988年3月~1994年9月期间执行。通过双方的合作与交流，中方比较系统地了解了欧共体各国在天然气勘探、加工、处理及综合利用等方面的先进技术以及管理经验。
在环境领域，中国也积极地参与到国际环境合作中。1992年，我国成立了由中国和国际知名专家、政府高级官员及学者组成的非政府高层次咨询机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并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到20世纪末，中国的科技合作与交流已经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无论是科技合作的范围与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称之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合作与交流。
以我为主 互利共赢
迈入21世纪，中国经济、科技发展也迈入了崭新的阶段。特别是创新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的提出，中国科技发展开始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关注。国际科技合作也从学习、引进、跟踪和模仿为主，开始向“以我为主、互利共赢”转变。
2001年，经过努力攻关，中、美、英、法、德等国科学家联合完成了被誉为“革命性的科学工程”的人类基因组草图；而由多个国家共同建设的国际空间站，可以说是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国际科技合作进入深入发展阶段。
我国积极参与的国际大科学计划远不止于此。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伽利略欧洲卫星导航计划、国际氢能伙伴计划、全球对地观测计划、大洋钻探计划等，都有中国的“身影”。
同时， 中国还牵头发起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和“中医药国际合作计划”。我国863、973等国家级科研计划也“有范围、有条件”地吸收外国科学家和企业的参与。
中国的崛起，全球瞩目。然而放眼世界，全球经济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独行快，众行远”，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成为各国人民的心声。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一带一路”东联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超过60个，人口数量和经济体量分别约占全球的六成和三成。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正在促进着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一带一路”核心理念的全球共识日益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也越来越大。迄今，中国已与3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超过70个国家和组织表达了支持和参与的意向。
经过3年来的实践，“一带一路”建设一系列早期收获已经开始呈现：
互联互通网络逐渐成型。匈塞铁路、雅万高铁陆续开工，中老、中泰等泛亚铁路网开始启动，一批高速公路建设正在推进，海上互联互通蓄势待发。
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推进。中国已与20个国家签署了协议，开展机制性的产能合作。迄今，中方设立的各类多、双边产能合作基金逾1000亿美元，一大批重点项目在沿线各国落地生根。
农业科技“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我国已有30多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审定或注册。中东欧的中保农业合作项目、中匈柠檬酸合作项目、中保玫瑰合作项目、中罗农业科技示范园等一系列科技示范项目卓有成效。
空间技术又快又准观测“一带一路”。我国科研人员发起吴哥遗产地环境遥感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得到柬埔寨政府高度评价……
此外，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的产业园区有100多个，其中80多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如“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满洲里、二连浩特和绥芬河（东宁）、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实验区”“中马钦州产业园”“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印尼—中国综合园区”等。
其实，在收获这些实实在在的项目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存在度日益明显，获得的国际认可也越来越多。可以说，“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机会，更是中国为自身谋求的机遇。
现在，中国已经站在了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上，世界将迎来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而中国也将为世界注入全新的发展动力。以我为主，互利共赢，携手同行，与世界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共筑创新繁荣发展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