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伊始，一则令人揪心的新闻冲破节日的氛围，瞬间捕获了公众的关注。
一名叫做“蚂蚁菜”的网友在某社交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百度“血友病吧”突然空降一名“官方”吧主，不仅撤换了所有原吧务组，还大量删除有价值的病友交流贴。
为此，蚂蚁菜大声疾呼，要求百度公司将“血友病吧”的管理权归还给真正需要帮助的血友病人。
文章一经发布，立刻被大量转载，并扩散至其他社交媒体，从而引发一场空前绝后的全民聚焦。百度公司也因此成为舆论挞伐的众矢之的。
结局是令人欣慰的：发帖的两天之后，百度公司紧急正式对外宣布，“百度贴吧所有病种类吧全面停止商业合作，只对权威公益组织开放。”
当血友病病友们因为舆论的胜利而击掌欢呼时，对于不少公众来说，“血友病”这种罕见病才第一次走进了他们的认知。
“血友病因为缺乏凝血元酶，一旦出血便很难止住，长期出血侵蚀我们的身体导致渐渐残疾，血友病人终身生活在痛苦与死亡之中。目前只有用血制品替代疗法这唯一的办法……”
这是蚂蚁菜在原帖中对于血友病的说明。然而这寥寥几句话，远远不能描述出这一罕见疾病为患者带来的痛苦与折磨，以及其背后映射出的整个中国长久以来的“浆荒”局面。
救命的“药”
什么是血友病？
蚂蚁菜罹患的血友病是一组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的出血性疾病，其共同的特征是活性凝血活酶生成障碍，凝血时间延长，终身具有轻微创伤后出血倾向，重症患者没有明显外伤也可发生“自发性”出血。
简单来说，正常人划破手指，血液很快会自动凝结；但血友病人却会止不住出血。即便没有外伤，他们的关节、软组织和肌肉也会出血。如果不加治疗，很容易导致关节变形，严重时更会致残甚至死亡。
根据人口流行病学统计结果，通常状况下，每5000名男婴中就会出现1名A型血友病患者，每3万名男婴当中就会出现1名B型血友病患者。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我国大约有超过10万名血友病患者。数目不可小觑。
虽然对于不少血友病人来说，夺回“血友病吧”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胜利，但这“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到他们，血友们离欢呼的时刻还远着呢！”血液问题独立研究者杜向军在评论中这样写道。
曾在某大型血液制品企业工作过十余年的杜向军，多年来一直聚焦单采血浆问题，一心想要砸开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坚冰。在杜向军看来，“血友病吧”完全不必如此重要，但前提是血友病人能够得到充分的治疗。
在今天的医疗水平之下，所谓治疗，是指为血友病人定期注射补充凝血因子，这也正是蚂蚁菜口中的“血制品替代疗法”。但需要明确的是，“治疗”与杜向军口中的“充分治疗”却隔着很远的一条路。
血液制品替代疗法的效果取决于用药量。若在病人外伤流血时用一点特效药，保证病人不因失血过多而死，可称之为“治疗性治疗”；再多用一些药就变成了“预防性治疗”；再多一些，使血友病人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则是最为理想的治疗状态。所以，“所需要的只是数量充足、稳定供应的特效药”。
换句话说，对于血友病人而言，“有药就有命，没药就没命”。
然而现实状况却远不及想象中的美好。据介绍，我国仅有3.8%的血友病患者接受间断预防治疗；仅有3.4%的患者接受基本预防治疗；因缺乏良好治疗，血友病在中国的致残率高达77.7%。
由此不少人会产生疑问：既然多用药就可以保证血友病人的正常生活，为何还有如此高的致残率？
“因为我们的用药量非常低。”杜向军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在欧美发达国家A型血友病用药量为5国际单位/人、国际平均用药量为2.5国际单位/人的情况下，我国用药水平仅为0.2国际单位/人。
血友病患者用药量低，不是因为不想用，而是因为没药可用。
2015年，我国大陆地区A型血友病患者数约为1.2万人，与5年前相比，登记患者数增长了70%。以1.2万患者、每人每年预防治疗用药量300支计算，我国大陆地区人凝血因子Ⅷ产品的需求量约为360万支。
近年来，我国人凝血因子Ⅷ的产量峰值出现在2014年，达到83万支，但这一势头并没能得到保持——2015年，全国凝血因子Ⅷ制剂的产量几乎折半。
“2007年、2011年和2013年我国都发生过凝血因子短缺的情况。”北京血友之家罕见病关爱中心理事长关涛告诉我们。
早在2011年，关涛和他所在的中国血友之家就曾为血友病患者用药问题奔走疾呼。作为一名血友病患者，关涛比任何人都更加能够体会药物短缺所带来的影响与恐慌。但转眼4年过去了，血友病患者所面临的用药难问题却依然悬而未决。
稀缺的“料”
为什么不多生产一些凝血因子产品？很多人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想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凝血因子制剂到底从何而来。
凝血因子制剂来自于健康人的血浆。也就是说，血友病人得到救助的条件，就是有健康人自愿捐献血浆。而这恰恰是血液制品短缺的源头所在。
在当下我国血液制品企业基本已经掌握从血浆中提取凝血因子浓缩物技术的背景下，药物短缺与研发水平、企业产能并没有太大关联，反而受制于“原料”的多少。
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如果要达到治疗血友病的及格线，按照目前最高的收获率水平测算，我国需要的血浆量约为1万吨/年。
这还仅仅只是血友病患者用药所需要的血浆量。实际上，血液制品除却凝血因子类药物，还包含白蛋白和免疫球蛋白类药物，而后两类血液制品的使用更为广泛。
比如，白蛋白类血液制品主要用于调节血浆渗透压，补充血容量，治疗创伤性、出血性休克，严重烧伤及低蛋白血症，并在中风、肝硬化和肾病等常见疾病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免疫球蛋白类药物则可以治疗更多的罕见病，如原发性免疫缺陷、格林巴利综合症以及川崎病等等。
也就是说，血浆短缺的现状不仅仅制约了血友病人的治疗，还影响到众多足以致命的其他疾病的治疗。因此，综合三大类血液制品的需求来看，我国每年至少需要采集到1.4万吨血浆才能实现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血液制品自给自足。
但现实却是：目前我国血浆年采集量仅在5000吨左右。
一组数字可能会让我们对于血浆的稀缺有更为直观的认识：2015年，全国共有约974万人次捐献血浆，共采集原料血浆5846吨，较2014年增长12.3%，创历史新高。
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喜讯，但若考虑到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就实在让人高兴不起来。放眼世界，美国3亿人口，年采浆量约为1.5万~2万吨；荷兰仅仅1700万人口，每年却可采集约300吨血浆。
原料血浆的巨大缺口直接决定了我国血液制品的供不应求。除了上述提及的常年处于短缺状态的人凝血因子Ⅷ，我国每年还要从国外进口白蛋白产品和重组凝血因子Ⅷ产品，而2015年进口白蛋白产品占比更是已经高达60.5%。
作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对国外血液制品依赖程度如此之高，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10年前，有患者家属到我们公司门口哭求凝血因子Ⅷ，但我们的产量很小，所以无颜以对这些家属。”绿十字（中国）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质量保证室总监杨雪瑶回想起当年的经历，不免湿润了眼眶。
而如今10年过去，中国血液制品行业还是被死死地卡在了原料上。
难填的“坑”
当前在我国，获取原料血浆必须通过血液制品企业的单采血浆站。可以说，浆站的数量成为制约一个国家年采浆量的最直接因素。
目前，我国约有200个浆站，分布于全国22个省和自治区，分属30多家血液制品企业。其中，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收购邦和生物、同路生物，浆站数量达到33 个，成为拥有浆站数量最多的企业。但这与上海莱士本身的产能相比，依旧是九牛一毛。
而纵观国际，诸如美国CSL这样的大型血液制品企业的年采浆量，就远远超过我国大陆所有血液制品企业的年采浆量。
作为现代医学救治多种疾病的基本的、必需的特殊药品，血液制品具有稀缺和不可替代的特性，属于国家战略资源。其生产供应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更关系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局。
“一个国家的献浆供应能力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先进程度，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在建议中这样说道。
正是由于血液制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在多方努力下，我国的年采浆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有业内人士预测，2016年，我国总采浆量有望达到6000吨，并在未来3年内保持10%左右的增幅。
但需要看到的是，对于中国患者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言，即便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这一缺口在短期内仍难以被填平。
“开源”很艰
提高血浆采集量，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就是新建浆站，也就是“开源”。
但如何“开源”，却成为困住中国血液制品企业的绊脚石。因为在中国设立新浆站有多难，这可能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2004年起，卫生部等四部委开始整顿单采血浆站，36家不合格的单采血浆站被关闭；2011年，贵州省更是一次性关闭了16家浆站，使得我国浆站审批进入了“冰冻期”。在之后的两年中，新增的浆站屈指可数。
2012年，卫生部提出要鼓励各地设置审批浆站，但直至今天，企业想要新建一个浆站，依旧要通过各级政府部门设立的层层关卡。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中对于设立浆站的规定是这样阐述的：“申请设置单采血浆站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初审，经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的卫生行政机构审查同意，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事实上，由于各地主管部门自由裁量权过大，没有一套从申请到批复的时间表，浆站申请难度依旧很高。即便在卫生部提倡血液制品“倍增”的情况下，由于卫生部与地方卫生主管部门没有行政关系，所以地方的反应仍非常滞后。
“设立浆站的审核过程真的太复杂了。”上海莱士副总经理胡维兵20多年来一直从事血液制品的生产研发工作，对血液制品行业的政策变迁十分熟悉。但每每谈及建浆站，他只能无奈的摇头。
“节流”也难
既然“开源”难以寻求突破，那“节流”是否可行？不怕碰壁的企业集思广益，试图开辟出另一条出路。于是，“价拨冷沉淀”的想法应运而生。
冷沉淀是凝血因子Ⅷ制剂的半成品。价拨冷沉淀就是“从尚未生产凝血因子Ⅷ制剂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调集原料血浆分离出的冷沉淀，集中到具有凝血因子Ⅷ制剂生产批准文号的企业进行凝血因子Ⅷ制剂的生产”，以提高血浆综合利用率。
自200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使用价拨冷沉淀生产人凝血因子Ⅷ产品以来，2011~2014年，国内企业总计为市场提供了24%~50%的人凝血因子Ⅷ产品。
“实践证明，继续扩大价拨冷沉淀的范围已成为目前最有效、最快捷、最可行、最安全的解决方法。”陈薇对价拨冷沉淀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
然而，从当初企业的兴致勃勃，到如今价拨冷沉淀的冷冷清清，才不过7年时间。新的价拨申请审批无限搁置，政策上的摇摆不定让企业再一次陷入两难境地。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中规定：“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不得向其他任何单位供应原料血浆。”但作为“新鲜事物”出现的冷沉淀，究竟属于原料还是产品始终没能得到明确界定。当上位法跟不上下位法的前进步伐，无形间就困住了很多人。
“应该让相关法规符合今天的发展需要，能够真正起到上位法的作用，这很重要。”杨雪瑶告诉《科学新闻》。
与价拨冷沉淀问题“异曲同工”的是血站中大量富余血浆的利用问题。
由于血站富余分离血浆用于血液制品生产的审批途径尚未开通，因而无偿献血分离出的血浆只得被白白浪费。
“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两种不同来源的血浆，在传播病原体风险上的差别很小，没有统计学差别。无偿献血来源的分离血浆其实是理想的原料血浆补充来源。”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副所长刘忠曾这样表示。
在强化国内单采血浆站依法依规采浆、合理规划设置单采血浆站、提高血浆采集供应能力的同时，“完全可以参照欧美国家多年的经验和做法，将无偿献血富余的血浆调剂出来用于凝血因子等血液制品的生产。”中国医学科学院输血研究所血液安全处处长李长清告诉《科学新闻》。
然而打通血站富余分离血浆与血液制品生产之间的通道，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法律层面，需要修法或对法律条款重新进行解释；伦理层面，需要探索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以符合要求；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层面需要多个部委联动。其难度可想而知。
行业瓶颈
2013年，全球血液制品市场规模约130亿美元，血液制品企业（除中国外）总计不到20家。而在中国，却熙熙攘攘“拥挤”着30余家血液制品企业。
这些企业大多小而散，实力良莠不齐。规模小、研发弱，直接造成产品种类少和血浆利用率低等问题，与国际血液制品企业差距甚远。
也正是由于单个企业力量弱小，“单打独斗”效果甚微，导致血液制品行业在国家政策制定、社会舆论宣传等方面始终没能掌握话语权，最终沦为“政府不疼、公众不爱”的边缘化行业。
而国际上，一方面，在过去数十年中，国际血液制品巨头不断通过行业内的整合并购，扩张浆站数量，提升规模效应，血液制品行业寡头垄断局面早已成为定局，70%左右的市场份额都被Baxter、CSL、Octapharma、Grifols等大型国际企业占据。
另一方面，美国等国早已建立起诸如国际血浆蛋白治疗协会（PPTA）等具有行业影响力、发展完善的协会，在行业监管、标准设置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反观中国血液制品行业，既缺乏并购交易服务平台及相关服务体系，导致我国难以形成可与国际巨头企业抗衡的血液制品民族龙头企业；又缺乏一个具备行业号召力、掌握主动话语权的产业联盟为行业发声。这些都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政策桎梏
经过30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血液制品行业已经走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安全乱象”，但一些带有“历史痕迹”的政策法规和监管理念，却并没有随着行业技术能力和安全性的提升而与时俱进，反而成为我国血液制品行业跨越发展的“裹脚布”。
在不考虑我国与美国人口数量巨大差异的情况下，美国共有400多个浆站，年采集血浆约在1.5万吨；我国浆站数量约为美国一半，但年采浆量却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浆站数量，正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桎梏的结果。
我们以国内浆站数量最多的上海莱士为例来审视我国浆站的整体布局。上海莱士在广西共有7家浆站，分别设立在上林、马山、大新、大化、巴马、全州、武鸣。仔细思考，很容易发现浆站所在地区无一例外均属于人烟稀少的县级以下行政区，这里不仅人口密度小且交通不便，采浆量受到限制不难理解。
浆站布局为何被“边缘化”？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中有明确规定，浆站应当设置在县（旗）及县级市，不得与一般血站设置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内。”杨雪瑶解释道。
正因为这一限定，使得浆站不得不绕开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远走他乡”。
“政策的本意是从安全性出发，因为人口流动性和密度较大的城市地区，流行性疾病也相对高发。”一位血液制品行业的知情人士告诉我们。
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在如今国内原料血浆检疫严格、血液制品生产工艺日趋成熟、产品安全性得到充分保证的背景下，边缘化浆站不免“因噎废食”。
比如，上海莱士就参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要求，对献浆流程采取科学化全面的质量管理，在整个生产过程从血浆到成品前后进行8次检测，以进一步确保产品的安全性。
这仅仅是血液制品行业监管政策跟不上“潮流”的一个缩影。
从建浆站复杂的审批程序，到摇摆不定的价拨冷沉淀制度；从回收血浆与血液制品间被阻断的通路，到对献浆员近乎苛刻的户籍要求；从与国际脱轨的采浆频率与单次采浆量规定，到增加企业负担的原料检疫期……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制”住了中国血液制品行业的发展。
而由于对献浆人员有着“划定采浆区域内具有当地户籍”的要求，更是无形中将献浆人员固定为偏远、相对贫困地区的常住人口，这进而引发出另外一个意识层面的问题。
公众误区
在北京街头随便询问一名路人：“您知道怎么献浆吗？”95%以上的人会一脸茫然；但若问“知道怎么献血吗？”95%的人会告诉你哪里停驻着无偿献血的大巴车。
如今，从刚上小学的孩童，到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无人不知道“无偿献血光荣”的理念。然而，相较于前者的深入人心，“献浆也光荣”的理念却鲜为人知。
由于献血是无偿的，而献浆会向献浆员支付营养、误工、交通等费用，因而单采血浆往往被误解为是献浆员在“出卖”自己的血浆。广大公众至今没能走出“献浆=卖血”的严重误区，从而影响了献浆者的献浆积极性，继而引发恶性循环。
“目前我国‘忠诚型’的献血浆者多为40岁左右、贫困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的妇女同胞。大家可能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杜向军这样写道。
为此，前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多次以身示范参加献浆，并发出“无偿献血光荣，有偿献浆同样光荣”的大声疾呼。但如今看来，效果甚微。
人们对于献浆行为的误读，也波及到对血液制品企业的认识。
在不少人眼中，用原料血浆生产制造血液制品的企业，成为了谋取暴利的“血霸”。但事实是，献浆员捐献出的血浆，想要变成患者需要的血液制品，这中间要经过一道道繁琐的工序——分离、消毒、分装、储存……而每一道工序都是有成本的。
无论是对献浆本身的误解，还是对于血液制品企业的误读，媒体关注度与宣传力度不够难辞其咎。每每涉及到采浆，见之于报端的常常离不开“乱象丛生”的负面报道，而正面引导与科学普及内容却少之又少。
献浆者捐献血浆，付出的不仅是血浆，更是爱心；患者输注血液制品，回报的也唯有感恩之心。当彻底跳脱物理学和生理学的躯壳，血液制品事业实则是一个“从人心到人心”的事业。如果能让公众理解到这层含义，误解自然不复存在。
期待的心
2016年3月19日，我国首个由媒体和公益组织共同发起的血友病援助平台——“血友援助之家”在北京成立并揭牌。
《医学科学报》与北京血友之家罕见病关爱中心一道，联合上海莱士等血液制品企业形成合力，为血友病患者搭建了一个公益互助平台，致力于提供科学的治疗信息和指导，帮助血友病患者群体获得有效治疗。
对于中国血液制品行业的未来，尽管荆棘满布，但人们依旧怀抱着一颗期待其发生改变的心。期待其发生改变的远不止患者和企业，还有政府、媒体以及所有关注这一领域的爱心人士。
2012年，从某大型血液制品企业辞职的杜向军耗时两年时间研究血浆采集问题，写出了《爱心采集术》一书，全身心致力于宣讲新的激励方法。
“惟其如此，我们所关注呵护的血友病人群，以及其他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患者，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治疗，其生存现状才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杜向军不仅这样说，更是将其付之于行动。
当血友之家儿童合唱团的15名患者小朋友齐声唱响《最好的未来》时，人们难掩泪水。这正如蚂蚁菜在那篇帖子的最后所写到的：
“为什么还有希望，
因为不甘，不甘让命运扼住我的咽喉，让我受尽折磨却一事无成；
因为不舍，舍不得爸妈亲人，舍不得老师同学，舍不得朋友……
因为爱，使生命虽短，却灿烂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