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当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纠正了老师关于行星轨道的错误。在高中时，我告诉老师，我们可以直接画出单个原子的图像；她不相信我，即使我给她看了我在期刊文章中看到的单个原子图像。我的父母犹豫不定：他们为我的科研能力感到骄傲，但是以谦卑方式处事兼具犹太血统的他们，希望他们唯一的儿子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医学类的医生。1969年，我就读于马里兰大学（UMD）帕克分校，三年里我获得了物理学和天文学两个学士学位。Michael A'Hearn（我的天文学导师）告诉我，一点点地向世界增添知识，他感到很满足——出自“深度撞击号”（Deep Impact）的未来团队领导者的预言，35年后，空间探测器撞击了坦普1号彗星（comet Tempel 1）。我决定，我也要在实验物理领域做出小小的贡献。
1970年，义务兵役制以抽签的方式决定1951年出生的男性将在越南战争中服役的顺序——我也在这一年出生。我赢了。我的出生日期最先被抽出来。我的物理老师也得到了一个低位数字，他出国去了医学院。在我父亲的压力和支持下，我进入了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它使我置身于越南之外。我班上有5个来自其他物理专业的同学。
研究仍然是我的目标，所以我在神经生物学实验室工作。毕业后，我去了杜克大学医院，担任住院医生实习期间，我从事了神经病学博士后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是一名学术神经学家，看诊、教学、做基础研究——“学术三重奏”。通过阅读，尤其是《科学》杂志，我跟上了物理学（我渴望返回这一领域）的发展步伐。我得以知道，我的物理老师已深入到医疗实践。
回顾过去，我可以看到那些年对于医学研究和研究人员而言有多好。尽管有高水平的竞争，但是好的理念和有效的协议会获得资金奖励。许多为了躲避服兵役而进入医学领域的核心科学家们做了重要的工作。
在我的专业领域，我获得了国际声誉，但我父亲从来没有认为我是一名真正的医生——像他在经常光顾的心脏科和内科诊所里看到的执业医师。然而，在2008年患中风去世之前，他明确表示，他认为我有了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我也表示赞同。三年后，我退休了。
我的退休并没有持续多久。我的妻子说我应该找份工作——她说我有太多的精力——所以我开始申请中风管理领域神经学家的空缺职位。三年来，我一直在美国各地的小城镇的医院工作，学习一种新的医疗方法。
据说，医学是一门艺术。不过，我以前从事的学术医学是科学。最佳的依据、计算出最大的功效，并且接受自己与同事们的审查和批评，是你为病人所做的一切的基础。我花了3年查看一个可能的出版物里的每一个问题，回答演示文稿里存在的每一个问题。
现在，我是一名真正的医生，是我父亲想要我成为的那种医生。我一直在练习行医的艺术，虽然在精神状态检查期间，我仍不时会问病人是否知道2的平方根。有一次我竟然发现一个病人知道欧姆定律。我对病人的态度更加热切。我察觉到了来自病人的感激之情——这是一种新的满足感，是我父亲作为病人所了解的一种经历，他也希望我能如此。尽管我花了40年的时间，但我做到了。
我还没有尝试过做一名物理学家，但是职业生涯很长，只有等到最后它们才能得到全面衡量。■
Richard Dasheiff 是一名神经学家和科学家，他与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居住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更多生活和职业类问题，请见 www.sciencecareers.org。将你的故事发送至SciCareerEditor@aaas.org。
DOI: 10.1126/science.347.6224.918
鸣谢：“原文由美国科学促进会（www.aaas.org）发布在2015年2月20日《科学》杂志”。官方英文版请见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7/6224/918.f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