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5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备受世界瞩目的、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来自中国的女科学家屠呦呦和其他两位外国科学家共同折桂。
由于在发现青蒿素和治疗疟疾的新型疗法上的贡献，这位85岁的药学家获得了这项世界公认的卓越学术荣誉，更打破了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难以“出人头地”的魔咒。
呦呦有蒿
屠呦呦的名字典出《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寄托了父母美好期望的名字，莫名中将这个女孩一生的命运与清香的青蒿联系在了一起。
自1955年进入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后，60多年来，屠呦呦埋首于自己深爱的事业，默默耕耘，在中国生物医学领域不断书写着传奇。
屠呦呦与青蒿素的故事始于20世纪60年代。
当时，在越南战场上，由于疟疾流行，作战双方的战斗力严重受挫。拥有抗疟药物，成为了决定美越两军胜负的重要因素。
美国随后便以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为中心，联合多国研究机构和药厂投入抗疟的研究。而越南因为缺乏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科研条件，只能转而求助于中国。
1967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处于停顿瘫痪的状态。在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聚集北京，就疟疾防治药物和抗药性研究工作召开了一个协作会议，一项具有国家机密性质、代号为“523”的项目就此启动了。
项目组织了来自60多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其短期目标是要尽快研制出能在战场上有效控制疟疾的药物，长远目标则是通过筛选合成化合物和中草药药方与民间疗法来研发出新的抗疟药物。
按照当时的部署，“523”项目分了几个研究组：临床研究组赴疟疾疫区，观察先期研发出的疟疾预防药的效果；中医药组一方面查阅文献，一方面深入民间，寻找治疗疟疾的秘方和验方，采集中草药样品，有时还在疫区就地试用观察；化学合成药组则与药厂合作，进行合成、筛选新药的工作。
1969年，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试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在几千种中草药中进行筛选，无异于大海捞针。然而这并没有阻挡屠呦呦前进的脚步。
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000多种中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方集》。
然而在鼠疟筛选抗疟药物的试验中，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出彩，这致使研究一度陷入困局。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屠呦呦再次回到古代医学典籍中寻找线索。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几句话忽然让她茅塞顿开：“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她意识到，常用煎熬和高温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份。于是，她立即改用乙醚进行实验制取青蒿提取物。
1971年10月4日，经历了190多次的失败之后，在实验室里，屠呦呦终于从中药正品青蒿的菊科植物的成株叶子的中性提取部分获得对鼠疟、猴疟疟原虫100%抑制率的青蒿素。
青蒿素发现之后，蒿甲醚、复方蒿甲醚等青蒿素类抗疟药的诞生，使人类利用青蒿素抗疟达到新高度。
然而成功的背后，是超出常人的付出。
为了试验药的毒性，屠呦呦及其团队成员以身试毒，很多成员因此得了病，她也没能幸免，患上了中毒性肝炎。
回忆起往昔的艰苦岁月，屠呦呦很是怀念，“在困境面前需要坚持不懈”。
正是凭借不屈不挠的毅力，才得以使屠呦呦带领团队在发现青蒿素的道路上写下浓密重彩的一笔，并在过去的40年中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荣誉与责任
因为青蒿素的研究，屠呦呦屡获大奖。
1978年，青蒿素抗疟研究课题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1979年，获国家科委授予的发明奖；1982年，屠呦呦出席全国技术奖励大会，领取发明奖章和证书；1984年，青蒿素的研制成功被中华医学会等评为“建国35年以来20项重大医药科技成果”之一……
不仅受到国内医学界的认可，屠呦呦及团队的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青睐。
2011年，屠呦呦因为发现青蒿素而荣获国际生物医学大奖“拉斯克奖”，填补了华人十年未获此奖的空白；2015年6月，她再次因成功研制出青蒿素药物而获得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伦·阿尔波特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2015年10月，因为在青蒿素研究中的原创性工作，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然而，在荣誉面前，屠呦呦非常平静。“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如今，进入耄耋之年的她依旧没有停止工作。
“药来之不易”，她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是为了人类的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