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实习生 朱瑞旻 来源: 发布时间:2014-1-6 10:48:23
到底要水还是要电?

 
11月初,中国大坝协会2013学术年会在昆明举行。会上,云南社科院特约研究员张建新建议尽快全面启动怒江梯级水电开发,以帮助沿江城镇有效调节丰枯季流量及水位,并灌溉干热河谷丘陵地区。
 
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也表示,蓄洪是“大坝是好东西”的一大理由。
 
十年一晃而过,而人们对水电开发的利弊分析也更趋深入。余波难平的怒江水电开发之争现在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这次的一个讨论重点是水电站的调水作用。
 
水电开发与水利综合开发
 
与怒江水电开发同样存在激烈对垒的是长江三峡。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表示,三峡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前提是实现了防洪的主要功能、发挥了生态环境效益。
 
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提出了建设长江水利工程用于发电和航运的设想,却没有提到防洪。
 
1953年2月,毛泽东坐“长江”号军舰顺流而下。时任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应邀到舰上介绍了在长江建水库来缓解中下游水患并综合利用的计划。
 
1958年1月的南宁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吸收了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局长李锐的观点,提出“少装机,少投资,先修大坝防洪”。
 
他们关注的重点与翁立达不谋而合:三峡工程最重要的功能应该是防洪,其次是供水,发电只能排在第三位。
 
事实上,水库也曾被视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措施。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已建成的8.58万座水库中,95%以上是1977年以前完成的。
 
这些水库工程的主要定位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电的地位曾如此之轻,如今已很难想像。
 
成也水坝,败也水坝
 
2011年春夏,鄱阳湖汛期大旱,4月下旬水位创有水文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低。
 
面对毫无规律可寻的干旱,水库的补偿调节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水资源配置途径。
 
按国家防总要求,三峡水库释放上游来水,并从5月20日开始到6月汛期加大下泄力度,两天内增加补水6亿多立方米。再加上5月21日到23日迎来的降雨,水位终于出现回升势头。
 
即便如此,5月26日以后的旱区水位仍连续多日下降。 6月2日,鄱阳湖中部都昌水文站重新出现低于历史同期最低水位的极端水情 ,直到连日暴雨导致旱涝急转。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研究处高级工程师王海锋认为,对于许多水文灾害,水库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例如三峡水库能够通过蓄洪调度来削峰、错峰,减少水库出库流量并均匀下泄,使百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小于二十年一遇标准,缓解长江防汛紧张形势。
 
但三峡水库库容毕竟相对有限,特别是对于如此严重的干旱。这时除了三峡,原本还可以依靠农村的小型蓄水工程。
 
湖口县付垅乡唐坂村的塘坝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分田到户”以前几乎每年都要整修。可是由于近年来严重的垮塌和失修,已无法蓄水应对大旱。年轻人现在大多外出打工,即使要修,也没有劳动力。
 
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研究员也强调反思自然灾害的人为成因。他指出,在江西五河流域上,大小水坝各占山头,影响了鄱阳湖的来水节律。
 
“如果为了发电等经济利益,该放水的时候,他们不放水,那当然会对下游会产生一些影响。”戴年华说,“就是只顾眼前利益,吃子孙饭。”
 
防洪、抗旱与发电的权衡
 
2003年11月,多个环保非政府组织(NGO)曾联合发布公开信,批评华电等五大电力公司为了追求“水轮机一响,黄金万两”的发电收益,“加紧抢滩,到处跑马圈水”。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举出2010年春天西南大旱时“临渴掘井”的例子,来说明水电开发与缓解旱情之间的矛盾。当时国土资源系统在打井找水,而水电公司却不愿开闸放水,因为下游干旱时节也是上游枯水时节,水对于发电业来说比平时更宝贵。
 
这就是所谓的“逆调节”——洪季开闸,旱季蓄水。
 
张博庭澄清说,三峡水库的可调节库容不到长江年径流量的3%,而汛期水量占径流量的七、八成。所以有时必须采取短期的汛期泄水和枯期蓄水措施,才能既保障防洪和抗旱,又能长期发挥蓄丰补枯的作用。
 
实际情况是,只要流域委员会等政府部门下令,国有水库就必须暂缓发电、严格服从水调,但私人承包的水库就未必了,王海锋向记者介绍说。
 
事实上,“逆调节”的问题对于私人承包的水库更明显。蒋高明谈到,如果水库被承包出去搞网箱养鱼或旅游开发,水库的产权人往往也会“逆调节”。
 
民间资本进入水电行业之后,时常不重视甚至不听从政府的调度。
 
2003年,吉林省桦甸市常山镇政府把大河水库以200万元抵债给在镇里盖楼房、修道路的房产商周洪东。周随后在水库招商养鱼,还转手把水库发电站承包给村民陈铁成。2010年7月,大雨如注。陈为了多攒水发电,在有严重洪灾的危险下不愿提闸放水,最后导致溃坝。约400万立方米的洪水奔涌而下,冲毁下游的5个村。
 
2011年7月,暴雨袭击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永丰乡岭上村,河水陡涨。下游不远处有约百亩的小水库,其发电站被乡政府承包给当地一私人老板经营。承包方为了多挣钱,没有开闸泄洪,致使该村很多农房、农田被淹。
 
翁立达认为,处理发电跟防汛、供水之间矛盾的最好方式是“总调度”。“但现在有些利益集团,不能碰。”■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2013年第12期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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