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在《SCIENCE》周刊2008年10月31日第664页）
北京：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开始了他的第三任任期。在某个电视访谈节目中，主持人让这名前大学足球队员从两个话题中选一个先回答：一个是中国科学家什么时候能获诺贝尔奖，一个是中国男足球队什么时候能拿世界杯。
对这两个问题，路甬祥回答说，挑战是差不多的。中国的科学界和备受嘲笑的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必须建立更牢固的基础。路甬祥说，中国科学家要获得诺贝尔奖，或是男足要赢得世界杯，都需要更多资金、更多人才和鼓励创新的环境。
从邓小平等领导人实行中国对外开放到现在的30年间，中国的科学事业和经济一样发展迅猛。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出版的《2008主要科学技术指标》指出，2006年中国的科研经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870亿美元，仅低于美国和日本；研究人员有1223756名，仅低于美国，美国有1387882名研究人员。中国科学技术部的官员们也喜欢指出，目前中国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仅次于美国。
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国科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北京大学神经科学家饶毅和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最近在《环球时报》发表社论说：“我国科学尚未取得与大国相称的成就。”他们俩和其他一些人提出，中国的科研经费大幅增加，但是浪费在受特殊利益驱使的设施和大型项目上，造成了中国科学辉煌的假象，而并没有使中国更接近国际研究的前沿。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中国科学家令人惊讶地缺乏好奇心，饶毅声称。他说，自从去年从伊利诺斯州芝加哥的西北大学芬伯格医学院回国之后，他已经面临“智识饥荒[intellectual常用中文翻译是“知识”，但intellectual比knowledge有根深刻地含义，包括思维和智力；所以这里用智识]”。饶毅说，尽管很多科学家热衷于在会议上展示自己的工作，但是很少有人非正式地交流想法或参加研讨会听同事介绍他们的研究，而这些在西方都是激发创造力的互动方式。饶毅说，“真正的合作是十分罕见的，驱动科学研究的动机都是临时而相对容易的目标。”
另一批判来自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前任院长周光召。他说，在中国，“常常用数量而不是质量来评价成功。” 周光召指出，为此，大多数中国科学家满足于步人后尘、大量炮平淡的论文，而不是追求根本突破。对地位的顺从也使年轻研究人员很难挑战院士或科学官员。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并非如此。当时周光召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他说，科学家们平等相待，并共同为强国的目标而奋斗。许多科学家认为，现在社会的自由度更大了，但是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私人利益成为科学的驱动力，取代了激励前几代研究人员的理想主义。
尽管对中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公开讨论在政府喉舌的国家报纸和电视上仍遭到新闻审查，但是现在博客圈提供了一个基本上不受限制论坛。位于纽约市纽约州立大学莱闻国际关系和商务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曹聪说：“博客乃至整个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谈论。”曹聪是科学网（ScienceNet.cn）的一个博主，他希望“博客圈提出的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意见”能引起政府关注。这似乎正在发生。本月早些时候，中国媒体报道说，有名记者在博客里披露，8月份山西省发生的一起因矿渣山引发泥石流造成40多人死亡的事故有瞒报行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到举报后派遣了一个调查组进行调查。科学网主编赵彦希望该网站的1400多名博主能引发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不仅是公共安全及政府监管方面，也在科学技术领域，该领域很需要同行间的坦率交流。
复兴时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长达十年的动乱之后开始的，这十年动乱指的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让中国摆脱他称之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外国的影响，关闭了大学并把教授下放到农村当农民。除了国家需要的领域，如国防，其它领域的研究都被中断了。
像陈佳洱这样的研究人员的职业生涯也因此被逆转。20世纪60年代，陈佳洱还是一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作为交换学者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了3年的核物理，1966年回国，希望能启动一个重离子研究项目。然而，他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并被送到华东一个村子接受改造。在那里，陈佳洱铺铁轨、养猪、干其它杂活，这样生活了近10年。
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随后对他的遗孀江青及同伙的清洗使中国从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解脱了出来。邓小平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恢复科学家们的地位，把他们从要被“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恢复为社会的中坚分子，因为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技术能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像陈佳洱这样的科学家们终于不再受冷落。
1978年3月，第一届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用诗一般的语言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很多科学家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都充满深情。陈佳洱说，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2000年到2003年，他担任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主任。
邓小平号召的现代化建设给科学家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像北大生物学家顾孝诚这样的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奋起直追、收复失地。顾孝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允许留在北京的少数教授之一。她是胰岛素合成研究小组的成员，这项研究被认为符合国家需求。1965年他们成功合成了胰岛素，之后设法测定胰岛素的晶体结构。但是，顾孝诚说，即使是这个精英小组 “都无法看到国际学术刊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我看到久违了《科学》杂志时，我心想‘他们的语言我们都不懂了。’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赶上。”
从那时起，中国几次改革其研发体系，但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何祚庥说，这些努力都是自上而下的，有不少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想让市场来决定需要哪些研究，并指示中科院重点进行应用研究。何祚庥说，领导层“混淆了应用研究与产品开发”，结果造成忽视基础研究的不良倾向，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创新能力。中国领导人抛弃了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期望用市场准入与跨国公司换取先进技术。1985年党中央提出严重影响中国科学家的“上山摘桃子”政策，反映了当时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完全可以简单地利用其它国家的研究成果。但是，陈佳洱说，如果不积累自己的知识，“就不可能有新的想法，也不可能真正知道如何应用。”
第二次重大改革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那时起“自主创新”成为流行词。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呼吁科学家们把研究重点放在国家需要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此，1998年路甬祥在中国科学院启动知识创新工程。在知识创新这个旗帜下，路甬祥把中科院的研究所从100多个精简到80个左右，把员工总数从80000减到48000（见2001年2月23日《科学》第1477页）。路甬祥说，精简让研究所“更更有活力、更有生气。”
创新工程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王志珍说：“以前我们的设施很破旧，现在建了很多新建筑，可以与大学媲美。”人员也比10年前年轻多了，而且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曾出国学习过。路甬祥说，一些研究所，特别是较新的研究所，如成立于1999年的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水平堪比国际水准。
但是对一些较老的研究所来说，大幅度的人员精简仅仅是纸上好看而已。这些研究所必须用国家拨给精简后人员的钱来供养退休人员和支付没有进入知识创新工程人员的工资。为此，研究所向课题组长收“人头费”用来补充初级研究员和研究生以支付课题组长的的绩效工资。尽管课题组长的年固定基本工资一般不超过5万元，但是绩效工资可以使一些人的年收入超过20万元。研究生一年的基本津贴是3600元左右，能够得到补充收入的幸运儿可能还会再拿到2万元。
拿到研究基金项目很重要，因为它们在绩效工资中占大头，即便不少基金机构禁止用研究经费发工资。一些研究人员说，研究所把这种工资支出记账为使用费、加工费、合作费。因为害怕报复他们希望匿名。他们估计，资金充足的研究所的基金总数大概有10%花在支付工资上，资金不足的所用于工资的基金则高达50%。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说，有些课题组长拼命争取经费增大收入，哪都去要钱，什么都做。
周光召说，应该用年薪制来解决这一问题，，从基金中用于支付工资的那部分钱不应超过项课题组长3个月工资的总数，这也是许多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规定。一些中国研究所已经开始尝试这种办法。赵忠贤说，物理所改变了绩效工资的计算，与基金的关系不再是数而线性增张。
发表文章也是研究人员绩效工资的来源之一。各研究所的奖金不同，但是大多数都会考虑到刊物的影响因子。中科院化学研究所采用的是中国典型的计算方法：在《科学》或《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奖金为15000元以上；在《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或《美国化学会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上发表文章，奖金约为8000多元；在影响因子大于3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奖金约为3500元；在影响因子小于3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奖金不到1500元。奖金根据作者的贡献来分配。高校也给教授们发绩效工资。
有些研究所，包括神经科学研究所，不给发表文章的作者发奖金；而有些，如物理所，也不再强调这类奖金，只给在《科学》、《自然》、《物理评论快报》和《美国化学会会志》这四本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奖励8000元左右。
重量不重质
绩效工资和对中国研究人员的评价方式都重数量、不重质量。赵忠贤说,部分是因为中国科学家常常不敢讲话，害怕如实评论同事的工作会得罪人。相反，以数量为准的评价方式被认为更客观，因此得到普及。为了打破与工作表现不挂钩的“铁饭碗”，南京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用科学引文索引（SCI）来评价教授们的绩效。从那以后，国内每年都会根据在SCI上发表的文章数目对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排名。向科技部提交的基金申请往往要求项目负责人注明他们打算在SCI上发表多少篇文章；研究人员的升级和有时的降级也会根据他们发表文章的数目。
中科院研究所中比较强的三分之一已经采用了国际评估制度。例如，中科院的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自2003年以来，用国外同行评议人来评估其三个主要研究领域的课题组长。该研究所的发育生物学家张建说，研究所从国外邀请一名科学家，让他招募该领域的同行评议人组成评审小组。评审小组用匿名的方式评审课题组长提交的材料，并来研究所与科学家、研究人员和学生谈话，同时对被评审的实验室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评审每5年进行一次。张建说，有些课题组长被迫出局，主要是因为评审没通过。
直言不讳
在许良英这位已经退休的北京自然科学史家看来，中国科学界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30年前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这种提法已经成了政府的口号。从那时起，中文里的“科学”与“技术”就被合并了一个词“科技”，但一般只是指技术。许良英认为，在中国，人们期待科学直接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知识。”
许良英一直敢于讲真话，虽然这让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20世纪50年代末，他被划成“右派”，发配到安徽农村老家。在之后的20多年里，他白天在田间劳作，空闲时就把爱因斯坦文集译成中文。1978年许良英被允许回到中国科学院后，就成了中国研究爱因斯坦的最重要的学者。他也致力于中国的人权事业。1989年，许良英写了一封公开信并征集签名，在信中呼吁中共中央释放政治犯并允许言论自由，他因此被软禁了一段时间。今年4月，为了表彰许良英“终生倡导真理、民主、人权”，美国物理学会授予他安德烈·萨哈罗夫奖。
现在直言不讳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危险了。北京大学的饶毅曾和别人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自然》2004年的中国增刊上，文章呼吁剥夺科学技术部管理研究经费的权力，把科技部成为一个咨询机构。但是他还是被允许回国了。饶毅称，中国需要一个无偏见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有关政策和资助重点的建议。他说，这个委员会应该由那些没有机构利益冲突的人组成，来代替现在由总理领导、各部委领导组成的科学技术小组，因为各部委领导势必会为了各自部委的利益想要得到更多的资金。
中科院的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对饶毅的观念表示赞同。他指出，科学技术部在领导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的时候，没能够遏制机构利益。他说，“中长期规划并不代表真正的国家利益，不过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他还说，规划最大的缺陷之一就是支持一些部委和科学家提倡的“大型项目”（见2006年3月17日《科学》第1548页）。何祚庥指出，尽管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应该更多的投资，但是中长期规划几乎没提到这一点。饶毅说，由于国家最高领导人强调科研要符合国家需求，一些科学家们往往宣称自己的研究与这些需要一致。他还说，还有些人利用政治影响力和关系把自己或是同事朋友的项目定为“国家重点”。
很多研究人员现在在科学网上公开讨论这些问题。科学网已经运营了快两年，日访问人数上万。网站的博主们不用隐蔽的假名，这跟目前中国很多网上论坛和博客网站不一样。赵彦说：“科学家们用真名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愿意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这些博主呼吁科研体制改革，以遏制在确定研究重点中的特殊利益，以使拨款制度更加透明公正，以把科学家们从管理机构规定的毫无意义的评价中解放出来。这些对改革的呼吁让我们也许能隐约感受到将来的可能，在改革的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正在努力参与进来，给科学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负众望。
(记者：郝炘；石磊协助报道；Shirley Wang译。题目出自披头士乐队的《革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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