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dshaw先生印象记
蒋高明
1991-1992年我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进修一年。当时是参加中英合作项目“承德市生态环境规划研究”，得到这个出国机会的，我是中方的主要参加人。费用是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BC)提供的，目的学校是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先是在Civic Design系，后来转到进化与环境植物学系(Department of Evolutionary and Environmental Botany), 该系原是利大的植物学系，后来赶时髦，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现在据说也升级到了学院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了。可见，赶时髦并非中国大学“情有独钟”的。
在Liverpool大学
在利物浦大学，我受益于两位教授。一个是Civic Design的R. Dix 先生，另一位便是我本文的主人公A. D Bradshaw先生。他们都曾是所在系的主任，我到校的那年他们都已退休了，但是鉴于他们在中英合作的特殊贡献，学校依然聘请他们做教授，还分别有私人秘书，其中Bradshaw先生的秘书有两个。Dix先生是英国特别绅士的那类教授，衣着笔挺，一脸严肃，讲话带有外交语气。他早年设计过大伦敦的生态规划，以其提出的绿带(Green Belt)而闻名。我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当时还不兴叫SCI)就是他帮我修改的英文。用铅笔字逐字修改，划得密密麻麻的。那时侯国内能够用英文发表的稿子很少，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写英文文章，连起码的隔行打印都不懂。跟Dix先生我学到了很多英文的地道用法，和英文学术论文的写作技巧。
Bradshaw先生则是比较随意和善的教授，喜欢帮助人。他甚至抽出时间参加中学生的活动，一点没有英国大教授的架子。这个牛津学士，剑桥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前英国生态学会主席，做教授却到了利物浦大学，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到这样的大学工作有些“屈才”了。利大似乎在全英排名中间靠前一点，尽管也有十几个诺贝尔奖，并不是全英前面的学校。即使如此，拜见这样重量级别的教授我们心里都是充满崇敬的，一点不敢造次。后来熟悉了，才知道教授是非常平易近人的。记得第一次见到Bradshaw先生的时候，他同中国学生握手完毕后，径直到出租车后背箱来帮我们提行李。我们感觉很突然，连忙去抢。可他是真诚的，忙说我们是客人，他应当为我们服务，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
约见Bradshaw先生是不容易的事情，得提前半到一个月预约，见面也只有不到半个小时，主要谈论文。因为我只有一年的时间，想利用这个机会做点工作，回国能够发表个好文章(当时能够在国内发表《植物学报》这样的文章就是好样的了)。他非常熟悉地介绍他的恢复生态学，从书架上拿出他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恢复生态学》(Restoration Ecology)。见我认真拜读，忙“扣门”地向我解释，说这本书不多了，否则可以送我的。他耐心地找出有关章节，让我去复印。这些复印资料，回国后对我从事恢复生态学研究帮了大忙。
为了做煤矿废弃地恢复生态学试验，Bradshaw 介绍了他的助手A. Putwain博士做我的执行导师，是个环境系的Reader。他们的试验点在St. Helens小镇。只见好一大片废弃的煤渣堆，Putwain自豪地告诉我，几十年来，环境系约有40多人在这里，从事硕士或博士论文研究，包括香港浸会大学的黄铭洪教授都是在这里拿到的博士学位。这个煤矿堆真是出博士的“高产堆”啊，这到应验了那句老话：问题产生学问。
一天，Bradshaw先生驱车带我看他的“试验田”。他指着两片草坪问我有什么区别，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差异。他非常熟悉地用小铲挖开草皮，一块草坪上露出了黑煤渣，另一块露出的是黄土。原来答案在于：一块草坪是自然恢复的，另一块是人工填土的。几十年后，都被草覆盖了，差异自然看不出来了，而当时治理的费用却相差上百倍。英国是在全球率先开展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著名的乡村景观，每年仅靠生态旅游带来的收入就相当可观。
在植物所受“冷遇”
1992年秋天，Bradshaw 先生来中国，我也刚从英国回来两个多月。他们是在青岛做一个利用生物工程措施恢复垃圾填埋场的项目，与中国环境科学院的专家一起做的。因为我在英国时的导师是Bradshaw，中方接待人员自然想起了我。在环科院听完报告，我就邀请他到植物所去做个报告。我天真地认为像他这样级别的生态学家来所里做报告，植物所是求之不得的，那场面肯定是连窗户台上也座满了人――他在哈佛讲学时有过的经历。
不过事与愿违。尽管Bradshaw 先生是国际生态学的权威人士，即使在全球内数五个最有影响的生态学家，也能数到他。他是近代恢复生态学创始人之一。可就是这样大牌的生态学家到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竟然没有几个人知道他。那时候，笔者还是个博士生，没有经费，自然想到向领导申请汇报。就给当时的生态室主任打了报告，报告辗转到所长手里，所长批给中心主任办理，中心主任又批给室主任办理，室主任又批给研究组长办理。研究组长把我找去，说咱们的研究经费紧张，你个人去看看他意思意思吧。现在回想起来依然心酸不已，从研究组长到所长谁也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的，连请Bradshaw教授一顿饭(当时吃一顿饭只有二三十元钱)的经费也没有人同意。可我们的领导都是国内很有影响的生态学家。
后来，我与刚从英国回来的宫彦历博士去Bradshaw教授住的饭店去看他，委婉表达了植物所的想法，教授友好地一笑了之。宫博士在植物所待了不到一年又出国走了，想必看到国内的科研环境并不如意吧。生活环境也差，当时在北京买煤气还要凭票，记得为一罐煤气我们俩还要给街道煤气站卖煤气的大姐送“红包”。宫博士喜欢养金鱼，在他的办公室里就放了一盆。不知道老宫现在何处高就？
这里反应的问题至今还是存在的：中国的科学界不识真学问的大有人在，但是他们占据着高位，如果用这些人来决策国家的事情，不走弯路才怪呢。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第二天我带先生去游览景山公园。登山途中，他忽然问我知道不知道景山下面的土壤是什么？我脸红了，只好老实地回答我不知道。他十分得意地说，是煤渣。说着就用随着带的小铲挖土，挖不到30厘米，果然土就变黑了。原来，先生从景山的英文名称“煤山”(Coal Hill)判断，景山是由来自故宫里燃烧剩的煤渣垃圾堆积起来的。聪明的中国人，用了一点土覆盖了煤渣，种植了一些本地的树木，而那些灌木和草本植物竟然都是自己长出来的。他用十分羡慕的口气对我说，要说恢复生态学中国才是真正的发源地。
在北京科学会堂
2002年，北京市举办北京高科技周，其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和北京科协联合组织了分会场“西部大开发与生态建设国际研讨会”。会议需要找一些著名的国际专家来撑门面，由于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落实国际著名专家的任务分工自然就落到我头上。由于我跟Bradshaw熟悉，且他又是恢复生态学的权威，于是就想到了他。但先生回信客气地说他是研究土壤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没有研究，我复信说会议的主题有恢复生态学内容。后来连续通了多次信，他才答应来中国。毕竟他到中国几十次了，又到了退休年龄，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了，请人家出山困难也是在所难免的。按照会议主办方的约定，重量级别的专家由北京市长刘淇亲自签发邀请信，贵宾待遇，报销头等仓机票，可在北京机场落地签证。
那次的报告会，Bradshaw先生只带了约百张幻灯片，尽管当时PPT已经在中国很流行了，但保守的英国教授依然喜欢使用传统的幻灯片。据说那时牛津的教授依然用黑板和黑板纸做报告，那更传统了。由于先生的特殊需求，我忙去借机器。会场提供了一个老式幻灯机，我担心卡壳，又通过中国矿业大学胡振琪教授借了1台备用。先生很认真，头天晚上就跑到会场一张一张地试幻灯片，总担心第二天在众多听众面前卡壳。他的报告是在开幕式后第一个做的，听众有200多人。报告很成功，在讲到他的恢复实践时，他的声调明显提高了。其中一个幻灯片，大家什么也看不到，以为是个空白片呢。经他仔细介绍，我们瞪大眼睛寻找，才知道那是他从天上拍下的一只鸟。特得意地说，你看生态恢复了，鸟儿回来了，这才是真正的生态恢复。
遗憾的是，幻灯机还真的在他讲得神采飞扬的时候卡了，我们忙换上从矿业大学借来的机器，才不使得冷场。后来我开玩笑说：您也该鸟枪换炮了，买个笔记本电脑吧。他还真的询问了价格，回国时他从中关村电脑市场买了个笔记本电脑用上了。大约是我的“揶揄“起了作用。
在Bradshaw 提供大会的文章摘要里，他写到“有时生态恢复什么都不做(by doing nothing)也可以实现”，他将这个生态恢复过程称为自然过程(natural process)，非常符合我们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的恢复实践，我将这个词翻译成了自然力，便于国人接受，由此带动了“自然力恢复”这个热门话题。这是后话了。
在大会上，我也做了场报告，题目是《怎样理解沙尘暴及其治理问题》，后来这个题目上了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
报告会后，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Bradshaw 先生等国外著名专家一行，李岚清、科技部长徐冠华、北京市长刘淇等出席宴会。也许是Bradshaw依然是谦虚，工作人员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合影时，他的位置很靠后，但他依然笑得很开心。接见后他见到我孩子般的兴奋，说人民大会堂真的很大。我问他李总理和你讲了什么，他笑着说，都是些客套话，大约是欢迎外国专家为中国经济建设出谋划策之类的客气话。
图1 本文作者和Bradshaw先生在一起参加国际会议时合影
图2 李鹏总理接见时的合影, Bradshaw被安排在后排左7位置, 但他依然很开心地笑着。工作人员肯定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
在北京大学
在北京科学会堂报告后，Bradshaw先生应邀还要到几个单位去演讲，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矿业大学、中国环境科学院、香港浸会大学等。因为Bradshaw 是我邀请来北京的，在北京的活动，出于礼貌我当然陪同。植物所的演讲是我安排的，因此有了1992年植物所几位领导不认识他的尴尬，这次到植物所做报告，我简要告诉了植物所时任所长韩兴国教授。老韩是了解Bradshaw的，因此给了Bradshaw很高的礼遇，他亲自主持了报告会，并在报告会后全体起立，以示尊重。Bradshaw先生有些“受宠若惊”了，他哪里知道我们是偿还他上次到植物所对的“冷遇”。这个内幕只有我和老韩知道，学生们都是不清楚的，稀里糊涂地跟着站了起来。就算活动活动筋骨吧。
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现更名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了)，Bradshaw先生依然重复他昨天在北京科学会堂的故事，所使用的武器还是那些幻灯片，教室里坐满了学生和老师。讲到他得意的“小黑点”时，先生依然是眼睛一亮，孩子般的神秘和得意。想必北大的学生也不知道他得意什么，听到他的解释才恍然大悟。或许是出于礼貌，因为Bradshaw是我带来的，北大城环系也安排我做个报告。自然我也是重复我昨天的发言，当然，我是用中文讲的，害得老先生只在那里看我的图片。讲座后，他竟告诉我他同意了我的观点。或许是昨天报告会上的“中英同传”告诉了他一些信息。
报告会由方精云教授(老方于200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意料中的事，当年我们一起开会，就向他祝贺了)主持，陈昌笃先生、崔海亭先生也听了报告。报告会后我们逛老燕大校园，一路上崔海亭先生熟悉地用拉丁文介绍校园里的植物，Bradshaw 先生不时掏出笔记本来记录。对于崔先生的拉丁文功底，我是佩服不已的。
到了一座中式的院落前，崔先生介绍说那曾经是司徒雷登的宅院。这次，Bradshaw 先生竟又“神秘”地告诉我，他也在那院子里住过。原来，英国针对香港回归的首次访华时，代表团曾住过北京大学，那时Bradshaw是撒切尔夫人代表团里的唯一环境问题专家。是否是老布(我在私下里对Bradshaw的昵称)“忽悠”我，需要历史学家去考证了。但从李鹏总理接见他的照片来分析，老布可能是不会同我开这个玩笑的。毕竟人家是货真价实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啊。
午餐是在北大外面的似乎一个叫什么长征饭店里进行的。北京烤鸭，是我们接待外宾的最常点的保守菜。陈昌笃先生、崔海亭先生、方精云教授、Bradshaw先生和我五个人用的午餐。
在北京我的家里
那天下午，我请Bradshaw 先生去老舍茶馆吃饭，同时欣赏一下中国的京剧和杂技，都是快餐式的文化体会，但很多老外都喜欢的。我和我的学生朱桂杰陪同他去。从北大回来，离下午的演出还有两三个小时，我提议先生到我家里小坐。一般中国学者请外国专家，不敢轻易朝家里领，原因是中国的房间大小和布置均比人家要寒酸些。除非特别熟悉的，Bradshaw先生和我的留学生Dilip是为数不多的到家里做客的外国人，尽管我有几十个国家的朋友，在北京一起吃过饭的也有几十个。
一到小院，看到红墙红瓦的三层俯式小楼，Bradshaw 先生就夸奖Very British。我告诉他设计人就是受英国人的影响，或者干脆是Copy他们的，他笑了。
我的书房用四壁藏书兼装饰，到房顶的家具装的都是书，这是我唯一能够向先生炫耀的，我知道他的书房要比我的大出许多。果然他夸奖家具很有特色。实际上了解英国人的都知道这里有两层含义，客气和真心地夸奖。我让他欣赏我的图书，和我在英国拍摄的照片。这是一种礼貌，毕竟不好让人家“谅”着。一件小细节我依然有印象，当我展示英国和国内的照片时间，他的眼里充满着孩子般的兴奋，当他看到一张图片很特别，问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是美国时，他哼了一声，表情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来。可见，偏见或歧视哪个国家都有的，也不管他是多么高贵的人。
当翻阅图片的时候，我观察到先生累了，眼睛有些微合，毕竟他是七十四五的人了，便提议他到另一个房间去休息。当我扶他趟到床上的时候，才感觉到他是非常可爱的老人。Bradshaw 先生那时已经弓背很严重了，只能侧睡。这么一把年纪还来参加中国的会议，感觉那次有些于心不忍请他来中国。
果然，以后有很好的朋友建议我邀请他来中国的时候，Bradshaw先生都以身体理由拒绝了。我们每年通一次信，大约是在圣诞节前后，有时他用小孙女的绘画作为明信片，附上他龙风飞舞的英文祝福；我则回敬他中国非常传统的贺年卡。他和他的哥哥感情很好，来信的时候多次提到，我写信的时候也去问候他的兄长。他的夫人个子很高，走路很快，于前年去世了。Bradshaw先生常和女儿们在一起。他有两个女儿。
我们曾合作两篇文章，一篇在《植物学报》发表了；另一篇是要给《自然》或者《科学》的。后两个刊物对于中国人来讲充满了神圣和高不可攀，但Bradshaw很自信认为能够发表，内容是我们在内蒙古的恢复试验，草长到半人高，我们却什么都没做，是大自然的功劳。他亲自修改英文，增加内容和文献。但遗憾的是两刊均拒绝了，尽管都给了编号到了送审阶段。这是我所意料之中的，但Bradshaw先生心里还是不服气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也有让人不买账的时候，最后文章在《Ambio》发表了事。先生到是在《自然》上发表过文章，那是好多年的事了。想必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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