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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缘 (控制房价的三斧头) 精选

已有 5513 次阅读 2007-8-8 21:29 |个人分类:杂文|系统分类:生活其它

 
《房缘》
 
与复旦曾有过三次房缘。
 
那是房源极其紧缺的年代,复旦给予老师的帮助体现在无论面积大小至少总能分给一间房。1978年秋,学校分给了我6舍楼下约16平米的一间房。据说这里从前是日本人的兵营,两层楼的排房,每个门洞里住一家人,因房源奇缺,后被塞进两户人。楼上住的是老杜家,老小夫妻加外孙女,比楼下多了几平米一只角。不久,老杜家搬走了,紧跟着搬进葛建雄教授家。两家人同在一个门洞里进出,共用底层的灶间和楼梯口的卫生间,其乐融融。
 
转眼已是1990年秋,举家回国。复旦教师的住房依然十分紧张,但学校还是设法调剂出一套旧房。一位老师前脚搬出,我后脚搬进。这套二楼的二居室每间约12平米,一间为卧房,另一间用作饭堂兼小孩的睡房,厨卫独立。说是厨房,不过是一条1米多宽的走道,也就在水泥地上铺了块木板度过了回国后的头几个晚上。那时都兴租房,也无时下向学校漫天要价的流行做法。其后的几年里,也有多次扩容再增半间或一间的改善机会,都放弃了,深知这搬家的艰难,耗时费精力,如不是最后的归宿,不轻易挪窝。青年教师从助教晋升到教授,伴随住房从最小的一间爬到封顶的四室二厅(老博导),期间要踏过很多台阶:一间、一间半、二间、二间半、三间、三间半、四间,等等,也有人能步步跟上,一步不差;也有人一步拉下,步步落空。就这样,一家三口卷缩在这不很宽敞还算过得去的二居室里,早出晚归,一住就是九年。楼上是余龙教授家,经常在走道里见面,打个招呼,小孩子们在一起玩耍,不亦乐乎。
 
大部分教师都住学校宿舍区,省事省时也省钱。房子非商品,都属校产,教师们一辈子在校工作,住学校的房子,象征性缴点租金。房子不归教师所有,却可永久住下去,直至生命的尾声。因此,绝大多数教师一辈子既无买房概念,也无买房的能力和市场。教师彼此间居住的差别反映了教龄、职称、家庭人数、业绩等方面的综合因素,虽有落差,至多是对某教师、某干部多占半间和一间房的不满和牢骚。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也住同宿舍,比普通三室户教授仅多一间房,享受了老博导待遇,折射出特殊经济时代我国大学教师居住环境的特征。
 
住房条件真正改善是在急剧市场化变革的1999年。学校依旧缺钱、缺地和缺经验,无力为教师们造一点象样的房子,但独具魅力的杨福家校长竟能与聪明的“新黄埔”做成一笔交易,以复旦朦胧的科技“期货”换来“新黄埔”300套房,却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到嘴的鸭子飞走大半,最后仅到手90套,“新黄埔”则在股票市场火了一把,两边都不吃亏。这次已不再是向学校租,而是按市场价向学校买,同时把复旦附近现已很值钱的老房子交出去。这是平生第一次住新房,已远离校区,靠近火车站,恐难忍受车水马龙般嘈杂的周边环境和曲径交通,也有人买下房后便立马转手再卖掉。
 
这是从火车站朝西老远就能望见的30层高楼,也是“新黄埔”第一次尝试造高楼,造得比老上海最高的24层国际饭店还要高,而欠火候的楼板工艺和不讨人喜欢的房型是撩在“新黄埔”心头挥之不去的痛楚和阴影,这片滞销楼盘被搁在冷库里已有多日了。在市场摸打滚爬多年的“新黄埔”独有解套的妙计,别出心裁吐出的方法是送复旦双数层房,留着单数层出售,而当别无选择的复旦老师们鱼贯入住后,这些楼盘很快便被一购而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去看房子,又与远在德国的杨玉良教授打电话,商量着一起做邻居,想不到在楼里又遇见过去的老邻居葛教授家,这个世界可真小。
 
这是一套三室二厅约126平米的住房,摊到脚底下仅18.4平米的一块地。可供人类生存居住的土地已越来越少,就这么一小块地皮支撑着无数人家的生命线,价钱还在望上涨。其实,这么些年来,凝固于这块土地上的物化劳动未见增值,随着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的老化每年都在折旧贬值,但脚底下这片土地却大幅增值,带来百姓口袋里财富和国力莫名的膨胀。这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也是对人类智慧莫大的讽刺。以小见大,难怪从前老要打仗,明争暗抢,无数生灵涂炭,不过是梦想从敌国手里攫取到一块或大或小的土地。如今的房产大鳄,虎视眈眈第一口吞下的就是巨幅土地,晒在那里等机会。国人都在望楼兴叹,其实是望地兴叹,而瞄准打出控制楼价最有效的第一枪就是要刹住地价;第二枪对准房票,一户一套;第三枪再打掉那血淋淋发疯的利润魔头,然何其难也。
 
从此以后,教师们开始用高科技知识研究起买房、养房、换房和卖房的学问和窍门。住在复旦老区的教师已越来越少,出现了许多外来户新面孔,而这房子的魔鬼一旦从镇妖瓶里放出来便再也收不回去了,不知撬动了多少家庭的神经和心事。过去百姓买房主要是自己住,现被挖掘出更多的功能,可用来抵债、出租、投资、增值、交换,还可换情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发财梦,看不见这乌黑隧道的尽头。可预期到不确定的晚景生活,都以为将手头不多的几分积蓄投向房产是明智的选择。一边是市民们尤其是年轻人与日剧增的居住需求,另一边是扶摇直上的房价和成片不见灯火的空壳楼盘,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在畸形发展的房产市场上横冲直撞。
 
几年以后,这高楼里的老师们又陆续搬走了许多,游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原先同住一层的6家教师仅剩自己一家。依伴在高高的楼窗里,朝西可望见隆隆远去的火车,莫不勾起童年在铁路边听着火车声长大的遥远回忆;朝东可看到鳞次栉比的平民窟和耸立在天际的东方明珠塔,这是新旧时代匆忙交替的脚步给这座城市留下的深深的划痕和印记,而楼里的邻居们都在翘首仰望着火车站不夜城改造的明天。
 
这就是与复旦的三次房缘,我的家,不会再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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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听说早先送房给复旦的“新黄埔”老总厄运临头,已蹲进了班房,这是上海滩另外的诡谲故事,都害在这房子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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