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的运动员是天才，奥运会上表演的艺术家是天才，编导、设计、创意、作词、作曲……总之，有许多天才成就了奥运会。然而，不是这类天才的常人，也可以运动、表演、作词、作诗、作曲……等等。

 

 

奥运、金牌与诗人

 

陈绥阳

2008-8-28

 

    据载，1907年10月24日，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闭幕式上，张伯苓发表了题为《雅典的奥运会》的演说：“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运会充满了希望。”成为明确提出中国要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

    张伯苓先生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曾有志于海军救国，甲午战争后，转身于教育救国事业，是南开大学创办人。他提出了“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的思想。

    百年沧桑，百年积淀，2008年中华民族成功举办了奥林匹克运动会。8月8日，“百年圆梦，缅怀中国奥运第一人——张伯苓”纪念活动在南开大学举行。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8/08/08/003631379.shtml

 

 

张伯苓先生为学生足球赛开球

http://www.godpp.gov.cn/misc/2008-08/11/content_14086914.htm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第一枚金牌始，在29届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以51块金牌总数居于金牌榜榜首，实现了百年奥运的梦想。

    2008年8月26日，胡军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奥运金牌，有基因的一半》，指出EPO相关基因让人跑得更久，ACE基因让运动更有效，ACTN3基因让人跑得更快，CKMM基因提升运动空间。该文转述德国著名运动医学家霍夫曼的话说：“人的运动机能60%来自遗传，40%靠训练等外界因素制约。”并称：“对超过200名牙买加运动员的研究发现，有70%的人体内拥有一种名为ACTN3蛋白的物质，这种物质可以改进与瞬间速度有关的肌肉纤维，而这些肌肉纤维可以使运动员跑得更快。”

    大约在1987年，我曾主持过一个球类运动员选才模式的研究课题。当时，看资料就知道有一种研究方法是遗传学方法。但由于缺乏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采用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大致是：

    (1) 建立描述运动员形态、机能、素质、心理的指标集；

    (2) 按指标集采集各年龄段优秀运动员的数据；

    (3) 建立分年龄的优秀运动员的模型；

    (4) 定义选才运动员与优秀运动员的距离(贴近度)。

    通过这一研究项目，我觉得在形态、机能、素质、心理四大类指标中，绝大部分与遗传有关，仅有一些指标可以通过后天训练得以提高。也就是说优秀的运动才能的基础是先天的，后天的训练是开发潜能与提高水平。由此联想到艺术才能的先天性。成立于1946年的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前著名大提琴演奏家萧先生曾对我讲：她在和一些著名演奏家相比后，说她教书还可以，上台演奏总感到缺少热情。一个从小就上台演奏的成名艺术家都如此看重天赋。

        体育、艺术才能如此，难道应试才能会例外。于是，我经常观察学生，看那些学生是“读书的材料”，即考试好的、会考试的。除伽罗华这样的天才外，一类是比较聪明的，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另一类是坐得住的，所谓没有小儿好动症的。并且殊途同归，能接受标准化、规范化的训练，思维上路的。而聪明与坐得住，都与先天有关。

    可见，应试教育是为哪一部分青年提供教育资源的。

 

    推崇诗人天才论的有王国维。

    “天才论”是西方现代美学的一个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诗是一种模仿艺术”，“用模仿造就了诗人”。在天赋、灵感等才能因素上，他认为，技巧是更重要的。然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称诗人为“神的代言人”，创作是诗人“神灵附体”而在迷狂中传达神的旨意。

    康德是艺术“天才论”的确立者。他认为，艺术之所以作为艺术，必然是天才的活动(产物)。又定义“天才是一个主体自然禀赋的一种自由地运用他的认识诸能力的典范性的原创力。”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天才”，是指文人所特有的基于生理资质(血气)的天赋才能，即”天资”。先有曹丕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后有刘勰引申：“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血气”，即人的天资，是文人才力的根本，即“才有天资”。但天资要成为作品创造力，还需要学习磨练，即“功以学成”。两相比较，学养是比天资更重要的。

    王国维主张“天才论”，先受教于叔本华，说：“独天才者，由其知力之伟大，而全离意志之关系。故其观物也，视他人为深；而其创作之也，与自然为一。故美者，实可谓天才之特许物也。”后承康德和席勒，说：“‘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康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又谈到诗人与常人的区别,“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又区别常人之境界与诗人之境界，言前者能感不能写，“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人间词话附录》第16则)

    然而，王国维的天才论与叔本华等人是不一样的。

    王将诗人分为主观诗人和客观诗人。认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而客观诗人则不然。他从天才论出发，认为“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这已强调后世阅历了。

    叔本华讲天才应有赤子之心，但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言“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并没有把诗歌创作力归于天资。他认为诗人的创作力在根本上是自由的人性力量，是对自然的理想化与再创造，即造境。“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把诗人的独创性提高到人性的自由的高度。

    从而，王国维特别推崇有理想境界的诗人。如，他推崇李白说：“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人间词话》第10则）又在词人中推崇李煜称其“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人间词话》第18则）

    所以，王国维赞天才论，但并不把诗人归于“基因”决定论(当时没有基因的概念),更重视感情、学养。

 

    由此看来，虽然金牌只有51面，但并不妨碍全民健身运动。天才诗人虽然不多，但并不妨碍民诗的雅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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