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邹秉文先生:中国农业工程的奠基人
|||
邹秉文先生:中国农业工程的奠基人
邹秉文先生为中国农业建设奋斗终生，在农业的教育、科学研究、试验推广、产品检验、对外贸易、甚至农村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对中国的现代农业做出了奠基性的重要贡献。农业工程这门较新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引入中国，也是在邹先生的亲自创议和领导下实现的。
1944年6月，邹秉文先生以他当时任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副主席和中国农林部驻美代表的身份，莅临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年会，发表“中国需要农业工程”的演说(原文参见本人博文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1245)。报告中阐述了中国的国情和发展农业工程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计划和规划了路线图。
邹先生提出的计划，非常明确、具体，当场就得到学会会员们的支持。当时美国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商“万国收获机械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IHC)”决定出资聘请4位美国最有名的农业工程专家，成立“农业工程组(Committee on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在中国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研究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并与当时在南京的两所农业大学合作。
万国公司聘请并经中国政府批准戴维孙(Dr. J. B. Davidson)博士任这个组的组长。戴氏是衣阿华大学农业工程系的教授兼系主任，是美国农业工程师学会的创始人，在美国农业工程界有崇高威望。三位组员由戴氏推荐：麦柯雷(Howard F. McColly)，是美国农业部农场管理局的水利总工程师，作为戴氏在中央农业研究所内的助手；汉生(Edwin L. Hansen)，原是波特兰水泥联合公司(Portland Cement Association)的农业工程师，作为研究所的农业建筑专家，并在金陵大学教课；史彤(Archie A. Stone)，原纽约州农业大学农业工程系主任，在中央大学教课，同时参加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农业工程组成员与美国企业广为联系，除万国公司外，还得到其他24家制造农业机械和一般机械厂商的支持，捐赠它们的产品，用于在中国教学和示范。万国公司除捐赠本公司制造的农机产品外，还负责支付这些专家的薪金、搬家旅行费用、和购买教学仪器设备等费用。
专家们于1947年1月24日离开旧金山，前往中国。按计划，他们将在中国工作两年半至三年；1949年初，因政局变化，不得不提前结束，回美。
至于计划连续3年中每年在美国培养30名留学生的计划，经邹先生与万国公司协商，落实为20名。由公司提供包括学费、生活费、购置书籍仪器费和离校实习的差旅费等在内的全额奖学金，由中国教育部在中国国内公开招考。教育部于1945年初在重庆、昆明、成都、西安四地同时招考，按邹先生的意见，规定总名额20名中，10名应毕业于农科大学；10名应毕业于工科大学的机械工程系，两者都必须有三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
当时中国还没有“农业工程”这个名词，大家不知道所指何物；但已有“农具”、“农业机械”的说法，因此把这次招考说成是留学美国学习农业机械的设计和制造。投考获取原来学农的10名是吴湘淦、吴起亚、李翰如、余友泰、崔引安、蔡传翰、张季高、何宪章、方正三、徐明光；原来学机械工程的十名，除陶鼎来外，分别为曾德超、王万钧、水新元、吴克‘马周’、陈绳祖、高良润、张德骏、李克佐、徐佩琮。20人分两批于1945年5月和8月前往美国。
邹先生与万国公司安排：原来学农的10人进入衣阿华大学农业工程系，补学工程课程；原来学机械的10人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农业工程系，补学农学课程，都用两年时间，完成农业工程学硕士学位，并利用假期和完成学业后的时间到工厂、农场实习一年。学习计划事先都已由邹先生与校方妥善拟定，留学生到达后立即抓紧时间投入学习生活。
开始学习后我们才发现“农业工程”虽然包括农业机械的设计制造，却不限于此，范围要大得多。原来美国的农场的规模很大，一般达到数千亩，而劳动力很少，如何规划、建设、经营，不是农民自己可能完成，需要工程师的帮助。社会上已有的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水利工程师、建筑工程师等等，固然可以帮助，但一时不可能找到这么多的专业人才，找到的专家不懂农业，也不能很好服务。因此，有必要培养专为农业服务的工程师，也就有了“农业工程”这门学问。根据美国当时农业的需要，各大学的“农业工程”课程，一般包括：农业机械设计、农场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土关系、农村建筑等，也就是邹先生在报告中提到的，中国农业发展所需要的那几个方面。
这些方面对农业虽然很重要，就工程的技术内容来说，只不过是当时已很成熟的技术的应用，不足以成为一门新的科学，所以当时各大学只能授予“农业工程”硕士学位，而没有“农业工程”博士学位。但二战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农业在全面实现机械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机器的运用，需要解决土壤的压实问题；谷物的收获，需要了解谷物成熟期间的水分运动规律；禽畜的工厂化饲养，需要掌握禽畜的生理变化；农场的建设和经营，需要科学缜密的规划设计等等。这些就不是当时已有的技术所能解决的了。于是，“农业工程”应当包括那些内容，当时引起美国农业工程师们的热烈讨论，达到的共识是“农业工程”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即：为农业服务的工程技术( engineering for agriculture)，和农业发展本身的工程技术( engineering of agriculture)。前者指当时已有成熟技术的应用，科学的含量不高；后者则涉及农业生物学、农业经济学等方面极为广泛、深邃的工程问题。因此，“农业工程”，不仅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应用技术；而且也应当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需要人们认真研究。
在美国的学习和实习，使我们亲身体会到农业工程发展与国家国力强大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邹先生在二战即将胜利结束，中国复兴在望之时，提出并具体组织这项工作，意义如何重大；同时也接触到美国学者关于“农业工程”应有的科学内容的讨论，因而坚定了从事这项伟大事业的信心和决心。1948年初，我们在完成学业，即将回国之时，邀请经其他渠道来美学习农业机械的学人，共30多人，在加州斯托克登(Stockton) 市成立“中国农业工程师学会筹备组”。准备回国后，联系国内学者，正式成立学会，团结全国有志之士，开展有关方面的工作。
1948年中，我们这批20人中，除徐佩琮为改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滞留美国；何宪章因结婚暂时未能成行外，18人按时回国，一部分人由教育部安排在行政院下面的“善后事业委员会”(前身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下属的机械农垦管理处、乡村工业处、农业机械公司等单位工作；一部分人则按邹先生原来的设想，到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业工程系，从事教学工作，或进入中央农业试验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学习前苏联经验，非常重视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中央和各省纷纷成立与农业机械化有关的事业单位。经邹先生计划培养的我们这批人，自然都分配到这些单位里，计：在农业机械制造方面，成立了华北农业机械总厂(李克佐、王万钧、张德骏)；在机械化农业方面，建立了一些机械化的国营农场(水新元、徐明光、陶鼎来)；在教育方面，经过大专院校调整，先后成立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曾德超、李翰如)、东北农学院(余友泰、吴克‘马周’)、南京农业大学(吴湘淦、吴起亚、高良润)、吉林工业大学农机学院(张德骏、崔引安)、沈阳农学院(张季高)等；在科学研究方面，成立了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陶鼎来)、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水新元)、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何宪章)。戴维孙教授等美国专家在中国两座大学里培养的农业工程学者，毕业后也都分别参加这些单位工作。这些单位的业务工作，可以说都是从无到有，由邹先生计划培养的人们打下基础，然后发展起来，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农业机械设计、制造和使用的人才和科学研究成果。
1978年3月，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以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会议决定把“农业工程学”作为亟待开展的25门技术科学之一。这是在多年重视农业机械化之后，发现农业中有大量其他方面(非机械化所能包含)的工程问题需要研究的结果，也是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明确向西方学习的结果。1979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隶属于当时的农林部，任命陶鼎来为院长，张季高为副院长。同年11月“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作为“中国农学会”下面的一个二级学会，正式成立。
从我们1948年夏结束学业回中国，到1979年成立“中国农业工程研究设计院”和“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在这中国与世隔绝的30多年中，随着二战后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农业工程”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许多学校提供“农业工程”博士学位；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扩展和深化了这个领域的科学内容。
但“农业工程”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曾经遇到很大的阻力。一是因为“农业工程”的意义，不易为人们所理解：“农田水利”、“农业机械”等名词指的什么，都很明确，而“农业工程”具体包括那些内容就不清楚了；而且不少人认为当时已有的各种技术为农业服务已经够了，没有必要提出什么“农业工程”；提出一个新名词反而会引起紊乱；也有人认为“农业工程”所指的范围过大，不能作为一个学科；更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家已经有了十分强大的行政部门主管水利和农业机械工作，它们担心提出“农业工程”，会侵占它们的业务范围和影响国家对它们的已经十分有限的投资，这后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现象。这些概念上的问题和误解，经过大量研究设计实践，才逐渐得到解决。
其他事例，如南方红黄壤低产地区的开垦利用、适应不同纬度地区的阳光温室的推广、适当规模的畜禽集中化饲养、干旱和寒冷地区的地膜覆盖栽培--- ---等等也都说明“工程”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只有用“农业工程”来概括这类活动比较恰当。1985年，在广泛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国家教委做出决定将全国农业机械化院、校、系，改为农业工程院、校、系，扩大教学内容，使它们能更好地为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建设新农村服务。同时，“中国农业工程学会”也由属于“中国农学会”的二级学会，升格为国家的一级学会。1985年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创办了《农业工程学报》。自此，“农业工程”这门学科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农业工程在中国农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除了水旱灾害频繁，农田水利工程发挥保产作用以外，农业机械化的作用也十分关键。1984年，中国农业特大丰收，粮、棉以及所有其他农、牧、鱼产品产量，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至中国政府能够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固然是农村体制改革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的结果，而当时存在于农村的大量农业机械(包括大、中型拖拉机85.3万台，小型拖拉机329.8万台，农用排灌动力615万台，各种农产品加工机械388万台，等等) 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主动购买农业机械上。
由于农民有了需要，工厂又及时设计、制造出了小型适用的产品，农业机械工业就得到大发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机械产品中，农业机械是第一个进入市场的。农机工业成为中国工业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农业机械化对推动工业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中，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和工矿的主要建设者，但这并没有使中国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不仅农业机械的应用，解决了农村中存在的劳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农业工程包括的其他技术，诸如：塑料大棚和无土栽培技术在城郊和不毛之地的油田地区大规模推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使玉米、棉花、蔬菜等重要农作物的高产栽培突破自然纬度和海拔的界限；畜、禽、鱼等的一定程度的集约化饲养，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菜篮子，显著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营养水平；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并为农业的产业化，提供了条件。因此，中国农业工程是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本身也得到大的发展。例如：2007年夏季，全国参加小麦跨省收获的大型联合收获机，达到80万台之多。就可以说明中国的农业机械化达到了何等水平。农业工程建设正是中国目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邹秉文先生于1956年回到新中国，任农业部顾问，十分关心农业工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曾亲临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调查研究，予我们以极大鼓舞。他于1985年6月11日在北京去世，未及看到中国农业工程今天的成就，但回顾他当年对在中国发展农业工程的设想，和所做的许多具体组织工作，可以说都已在中国的几十年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实现，并已获得成果；有些地方，超过了他原来的想象，应当也是他乐于看到的。
——摘自陶鼎来先生的回忆文章（会议交流，正式文稿将以英文在IJABE发表）
王应宽
编译、摘录、推荐
2008-07-12
https://blog.sciencenet.cn/blog-39523-32011.html
上一篇：首批赴美学习农业工程的20名中国留学生（附老照片）
下一篇：幽默N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