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满足于仅仅调阅舍恩的造假数据，我还尝试与舍恩本人进行联系。这事运气多少有些欠佳。在欧洲尽力打听舍恩的下落后，我收到一封用化名写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的发件人地址中的化名中包含着这样的词语：“塑胶幻想”，这是某家媒体曾用来形容一项舍恩的晶体管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几个月后，我渐渐地猜出这个人的身份了，我发现这个人在回应此事上十分活跃——他甚至试图附和我的各种想法——这让我对他提供的很多信息都产生了质疑，有关舍恩造假事件的描述也不能基于这个人的回信。当我与舍恩取得电话联系时，他表示自己没有兴趣谈论此事。他的正式回应始终是：他的确观察到了他在论文中提出的所有物理效应，而那些存在争议的数据都是令人遗憾的科学失误。然而，通过阅读大量舍恩与外界长期的邮件往来，我对舍恩的认识慢慢超出了他原有的公共形象，我看到的，是一个彬彬有礼、有着严谨的学术态度的年轻小伙子心为物役，只求将学术界的科学幻想集成为一系列令人信服的作假数据的形象。

我在了解舍恩学术造假的整体背景时也颇费周折。我调阅了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部分研究工作造假的案例，其中牛顿的心理特点已成为历史学家广泛研究的主题；我也期待过前一时期埃里克•波尔曼和黄禹锡两起学术造假事件真相大白；我也查阅了从古至今的其他一些学术造假行为。这些学术造假案例的行为和动机无一例外都可以拿到当今的学术环境下思考。学术造假者不仅仅迫于学术压力或者受利益驱使，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学术界对科研结论的有效性有着一套自己的评审制度，而造假者对这些评审制度都了若指掌。

2003年，切莉•默里（Cherry Murray），指导舍恩在贝尔实验室期间项目研发的高级主管，萨斯瓦托•达斯（Saswato Das），贝尔实验室新闻发言人，他们两人在《自然-材料学》杂志上撰写过评论：一方面，他们表示贝尔实验室的一切工作都在井然有序地继续进行着，因为毕竟学术造假事件得以曝光了。他们在文章中写道：“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自我纠错特性，尽管科学前进的步伐缓慢，却于细微处见发展。”另一方面，默里和达斯表示，当时尚无办法避免舍恩的学术造假，因为“如果一个人决定丧失自己的职业道德，其造假行为就很难被人察觉”。况且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去怀疑他人的诚信有失公允。正因为如此，舍恩能够在贝尔实验室的监管制度下从容造假，却难以防范，不过，他的造假行为也注定会被曝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