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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游商帮”概念的演进谈学术失范现象

已有 5663 次阅读 2009-10-24 12:24 |个人分类:他山之石|系统分类:科研笔记

发表日期:2005年11月24日   出处:《福建论坛》2005.3   作者:包伟民 傅 俊   编辑:fjskyfass   阅读:2075  【字体:  

 

从“龙游商帮”概念的演进谈学术失范现象

 

□包伟民  傅  俊  

  摘要:上个世纪50年代,傅衣凌先生开始关注明代浙江龙游地区民众“喜商贾”的现象,认为这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一个表现。到80年代末,以陈学文先生为主的学者继续关注明代的龙游地区,在论证资料基本未超出傅先生研究水平的前提下,却将结论一步步地向前推进,提出了一个“龙游商帮”的概念,认为它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联结了衢州府以及浙西一带从商的人员而形成的一个商人资本集团”,在全国珠宝与纸书等行业中占据重要的、甚至垄断的地位。本文疏理了关于明代龙游地区商业经济研究的学术史,指出由于缺乏充足的论证资料,所谓“龙游商帮”当属虚假概念,并以此为实例,批评了时下学界为某些虚假概念推波助澜的“十景病”。
  关键词:商品经济;龙游商帮;十大商帮;浙西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4?03-0058-06
作者简介:包伟民(1956-),男,浙江宁波人,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等领域研究;傅俊(1979-),女,浙江龙游人,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当今学风,常有两种看似相反、实质相近的倾向:一是忽视前人的成果,重复“研究”,以为己功;二是轻信前人的结论,为某些虚假的概念推波助澜。近年来,常见不少貌似新颖的概念一经提出,便被学者们信手拈来、为我所用,且愈炒愈烈,三人成虎,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既定的范式。近来前一种倾向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有不少评论问世;后一种倾向却少见有人指摘。学术的进步,就是在对那些看似已属不言而喻的既定概念不断地检验、审视与反思的过程中获得的。本文试举关于浙江“龙游商帮”研究的事例为典型,从“概念演进”与“概念论证”两个侧面,来具体展示上述所谓产生虚假概念的学术失范现象,以推动学术批评的深入,并求教于方家。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较之前代有新的发展,表现之一,是农业经济进一步商品化的同时,在某些地区产生了一些特别善于经商、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商人,徽商、晋商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有一些且已出现一定的集群性现象。一些相对偏僻的地区,也常有不俗表现,并在全国商品经济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明代中叶以后,在闽浙赣皖四省毗邻的丘陵地带——浙江龙游县,就出现了较多的外出经商人员。旧志称:“龙游,衢之要邑也,其民庶饶,喜商贾。”?1?这就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最早关注龙游人“喜商贾”现象的是傅衣凌先生。1958年,傅先生发表《明代浙江龙游商人零拾——明清商业经济史札记之二》一文,?2?广征博引,具体分析了“龙游商人”的历史活动。据傅先生考证,龙游商人经营的行业颇多,包括书、珠宝、纺织品、海外贸易、采矿等,活动区域也较广泛,具有自由商人的姿态,符合于封建解体期商人的特点。论文指出:“清代中叶以后龙游商人在中国商业史上并不占重要的地位,而日趋衰落。”且对其衰落原因提出两点臆测:一是与中国商业资本发展的本质有关,且本地土产不多,所经营的奢侈品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影响了资本的扩大;二是清代中叶以后,宁波、绍兴等地商人的崛起,可能限制他们的发展。傅先生论文在考证明代龙游商人历史活动的同时,更着眼于当时内地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普遍性问题,认为“明代江西的赣东南山区,福建的闽西北山区,浙江的衢州府属,都出现有一定数量的商人”;“明代浙江仁、钱、嘉湖、绍兴、宁波等地素多商贾,而衢州府的西安、常山、江山,商人亦不少”。可见傅先生是将龙游人“喜商贾”现象作为明代社会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一个典型来研究的。
    1979年,傅先生又对前文做了补记,补充了一则龙游商人赴云南经商、放高利贷的史料记载,?3?指出明代初年已有龙游商人散居各地。另还引用了成化年间(1465-1487)下严禁奢侈令一事,进一步论证他第一篇论文中对衰落原因的推测。
    在傅先生发表这两篇论文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龙游商人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学界对经济以及经济史的讨论趋热,龙游商人再度进入研究者考察的范围,先后有数篇论文及相关的专书问世,其中以陈学文先生着力最多。

    1987年,在太原国际明史学术会议上,陈学文先生提交了题为《明清时期的龙游商人》的论文。?4?该文在简述龙游的历史、地理、交通、物产等的基础上,考察了龙游商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兴衰的原因,并首次提出了“龙游商帮”的命名,认为:“龙游商帮是以龙游命名,实是包括了衢州府属西安、常山、开化、江山、龙游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文章如此描述龙游商帮的经营内容:“龙游商以经营高级消费品的珠宝而著名,也经营书、纸等文化用品。”并指出了“龙游商帮”的具体经营特点,大致包括:一、远贾行商,“沟通了东南与西南北的经济联系”。二、经营范围很广。除重复傅衣凌先生业已论及的相同内容外,陈先生又根据清末、民国龙游当地存在的纸铺、山货铺以及外地纸贩活动的资料,论证了龙游商帮在纸、山货等行业中的“重要地位”。三、直接参与造纸、开矿的商品生产。尽管作者给了“龙游商帮”一个广泛的定义,但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似仅出于龙游一地。陈先生还以“龙游商帮”为例,证明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偏僻的龙游山区“也可能存在”。
    1992年,张海鹏、张海瀛主持编集《中国十大商帮》一书,?5?陈学文建议将龙游商人列入“十大”商帮,得到了赞同。?6?该书出版后,龙游商人首次以“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身份为人们所了解。同时被此书列入“十大商帮”的还有山西、陕西、宁波、洞庭、广东、福建、徽州、江右、山东商人。?7?
    1993年11月,陈先生赴日,在东洋文库作题为《明清时期商人资本集团(商帮)专题研究之二——龙游商帮史研究》的学术演讲,首次向国外学术界介绍了“龙游商帮”。
    1995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由张海鹏、张海瀛主编的《中国十大商帮》丛书,陈学文先生所撰《龙游商帮》列入其中。虽然这套丛书由于不注资料出处,也未作学术史的追溯,严格讲很难被视为学术著作,但从陈学文先生在书中所作关于龙游商帮的一些论断性叙述看,此书当系对其前文《明清时期的龙游商人》的扩充与系统化。陈先生在这里首次对“商帮”的性质作出了界定,认为“(龙游商帮)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联结了衢州府以及浙西一带从商的人员而形成的一个商人资本集团”。此书进一步拓展了“龙游商帮”所包括的地域范围,除前文已提及的衢州府五县外,还将“金华府兰溪县、绍兴府的会稽、山阳县等的商人”纳入龙游商帮的范围,说是“在浙西诸县商人中,以龙游商人最为活跃,故多以龙游商帮命名”。此书并且对此商帮经营特点作了更为明确的描述,特别强调了他们在全国珠宝业与纸书业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龙游商帮在这些行业中“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又说他们“独占珠宝古董文物这一行业”。?8?
    自此之后,关于中国明清时期存在十大商帮,以及此十大商帮中包括龙游商帮的说法基本确立。此后有关这一论题的学术动向,可以归纳为两种趋势:一是进一步论证、扩充这一学术范式,并对它作细节的补充;另一则是不少相关领域的研究借用此一学术范式以为已用。
    1997年,曹天生出版他的《中国商人》一书,其中提到“十大商帮”,指出:“结成商帮后维持时间比较长的,在历史上形成重要影响的,主要有十大商帮,它们是:晋商、徽商、陕商、江右商、龙游商、洞庭商、宁波商、山东商、闽商、粤商等。”?9?其中对“龙游商帮”情况的简介,尽管未注明,可以断定基本概括自陈学文先生的著作。后来曹天生又将上书中关于“十大商帮”的内容另辑成专文,在多种非学术性杂志重复刊出。?10?2001年曹天生《中国商人》出版修订本,他在“十大商帮”字样前面,另加“习称”二字,具体内容未作改动。?11?
    陈学文先生于2000年编集出版的《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一书,也提到了龙游商帮。?12?最近,陈先生又刊布了《中国历史上西部开发的先驱者——龙游商帮》一文。?13?该文强调了“在历史上浙江商人还是以龙游商帮最为活跃”的论点,主要依据最先由傅衣凌先生于1979年“补记”引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十二关于云南姚安府的记载,配合几条龙游地区族谱资料,论证龙游商帮为“中国历史上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先驱者”:“(他们)‘进军’大西南,开发滇省姚安地区,采用雇佣制的方式经营边陲的屯垦业。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一大创造,……也展示了他们走在时代前头,具有先进的理念。”他们“开发西南,对融洽民族关系,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是很有意义的。在近世历史(明清)上是了不起的超前行动,表现了龙游商帮的前卫意识和对西部开发的贡献……”。从该文的注释获悉,陈先生还有《称雄于明清时期的龙游商帮》一文,刊于台北《历史》月刊第160期,可惜未得拜读。
    同时,还有不少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借用或转述了上述论说,如史玉德的《明清时期河南周边省区商帮概说》,范金民的《洞庭商人的经营方式与经营手段》,蔡林海的《华商网络的起源》,张研的《清代中后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纵横依赖与相互联系》,桑良之的《十大商帮与藏书文化》,张明富的《“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朱荫贵、封越健、刘兰兮等《中国古代的商帮与商人精神(三人谈)》等等,?14?数量不少,无须一一列举。
    也有少数几位学者,通过发掘史料记载,或者提出新的见解,对明清时期龙游地区民众“喜商贾”现象的研究有一定推进,如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一文,?15?对龙游商人兴起原因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龙游商人的兴起,一定程度上也可认为是众多徽商家族迁入此地的结果。但总的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明清时期龙游人“喜商贾”现象的研究,概念上虽步步推进,实质进展不大。不过明清时期存在“十大商帮”、其中包括“龙游商帮”的概念,看来已被学术界所接受,且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文化等领域,成为近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16?
    必须指出的是,从1987年至今,在所有关于龙游人“喜商贾”现象研究的论著中,均未见有人提及傅衣凌先生开创性的研究。

    如前所述,自1958年傅衣凌先生论文发表以来,关于龙游人“喜商贾”现象研究的学术史,其实质性的推进,是从傅先生将其视作明清时期内地山区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一步一步地引导出了一个地域性的“商人资本集团”,即作为中国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商帮”。换言之,是从傅先生所着眼的普遍性,推进到了一定程度的特殊性——一个在某些行业具有“垄断”地位的、列入全国“十大”之一的商人群体。但纵观学术史的演进,相关论述似尚不足以支撑上述概念的确立,值得重新验证。
    前引论著讨论作为“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商帮”,尤其强调——同时也应被视作其论点的主要论据——的,大致有三:其一、文献中有一些渲染龙游地方“喜商贾”气氛的文字;二、形成了以龙游人为代表的区域性“商帮”;三、明清龙游商人在某些行业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本文的验证,当亦集中在这三个方面。
    前述论著引述了不少描述龙游地方“喜商贾”习俗的文献记载,均未超越傅衣凌先生所发掘资料的范围,如《万历龙游县志》卷五《风俗》载:“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俗有‘遍地龙游’之谚。”《天启衢州府志》卷一六《风俗》则称:“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而居家耕种者,仅当县之半。”及前引《万历乾隆龙游县志》卷九《文艺》引(明)涂杰所作《建龙游城记》的记载,等等。清初康、乾时期地方志也有类似描述。其中尤为学者所重视并反复引述的是《万历龙游县志》所谓“遍地龙游”之说。
    常识告诉我们,传统文献中似此属于定性而非定量的记载,不免夸张,不能不加分析地引以为信史。历代此类描述性的、惊叹“民多去农”的文字,史不绝书。西汉贡禹即称当时民众去农逐末,“耕者不能半”。?17?东汉王符也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务本者少,浮食者众”。?18?明代郑晓《地理述》记载江西民俗:“其土窄逐末,不务稼穑,至有弃妻子经营四方,老死不归者。”?19?此类记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现实,是需要甄别的。
    前引关于龙游地方“喜商贾”习俗的文献记载,值得注意的可有两点:一方面,有关记载比较集中,有些且相对明确,如旧志称“(龙游)濲水以南务耕稼,以北尚行商”,?20?看来龙游人之“喜商贾”当为事实,需要讨论的是它的发展程度问题;另一方面,分析记载这些历史现象的文献,虽然关于龙游人经商事例偶亦见诸其它文献,但如“遍地龙游”这样归纳性的描述,则全出于龙游本地志书,这就与其它地区“商帮”存在明显的差异,如晋商、徽商等,他们的历史活动除本地志书的记载之外,“无徽不成镇”这样的描述,还广泛地见诸其它地区的文献,可以反映其它地区对晋商、徽商的一种普遍认识。因此,似此“遍地龙游”之说,看来当属龙游人之自诩,而非时人的普遍认识,其中多出自龙游人基于地方自豪感的自我夸张,可以肯定。而龙游人的这种自我认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实,需要通过其它侧面的历史资料来具体分析。换言之,此类自我认识也许可以引为佐证,但无法直接当作论据。
    从傅衣凌先生将龙游商人视为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普遍性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发展成“商帮”之说,是前述研究者们颇为看重的一个论点。1995年,张海鹏、张海瀛两位主编在为《中国十大商帮》丛书所写的“主编的话”中,即说:“在明代以前,中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它们是商界的重要力量,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 陈学文先生在其《龙游商帮》一书中更是明确地将“商帮”界定为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形成的“商人资本集团”。可是他们对这一界定的论证,似不够充分。
    首先,龙游商人既已成“帮”,成为“商人资本集团”,所谓“血缘”的纽带,当指宗族关系。即商人的经营,规模小者不出核心家庭,大者,或可扩大至服亲的范围,前述论著中已提出数则记载以为论据。具有代表性的如明人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二《胡贸棺记》曰:“书佣胡贸,龙游人,父兄故书贾,贸少,乏资不能贾,而以善锥书往来贾书肆及士人家。”然血缘关系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性,并非商品经营中才有的特殊现象。研究者对当时商人经营的规模,并无直接论证,血缘关系究竟多大程度上帮助商人的经营达到了“资本集团”的水平,不甚明了。从前引记载恐无法推导出龙游商人以宗族纽带建立一定规模的经营实体的结论。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地缘纽带”。陈学文先生前后两次扩大“龙游商帮”的地域范围,从龙游县一地,先扩大到浙西衢州府地域,后又扩大到金华府与绍兴府的一些地区,但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地区何以被纳入了“龙游商帮”的范畴。陈先生所提出的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所以将其冠名为“龙游商帮”的理由,与所谓的“地缘纽带”,互相间明显不存在逻辑关联。而其后提出的所谓“在浙西诸县商人中,以龙游商人最为活跃,故多以龙游商帮命名”之语,也未见有任何文献记载的印证。
    鄢卫建在其主要为推介《龙游商帮》一书所写的评论中,亦已注意到陈先生在讨论作为浙西地区“商人资本集团”的“龙游商帮”时,“丝毫未及其它各县的商人活动”。?21?我们仔细分析了前述研究者所征引的关于“龙游商帮”的所有文献记载,确乎没有发现除龙游县一地之外、而又被陈先生列为“龙游商帮”地域范围的那些地区的商人活动记载,更未将这些地区与龙游联系起来。论者所引文献中确有两则记载超出了龙游的地域范围:一为归有光《震川先生文集》卷九《送童子鸣序》,有“越中人多往来吾吴中,以鬻书为业。异时童子鸣从其先人游昆山,尚少也”一语,但其“越中”一词,实为泛指,论者将其引为“龙游商帮”商业活动之明证,显属勉强,且据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七二《童子鸣传》,可知童子鸣本来就是“世为龙游人”;二为王文禄讨论明代中叶东南沿海倭寇活动情形,指出:“今寇渠魁不过某某等数人,……其他协从大约多为闽广宁绍温台龙游之人……”?22?其所论及的完全是当时协从倭寇的沿海之民地域范围,而与“龙游商帮”的“地缘纽带”,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尤其是,当人们在讨论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等历史活动时,将其视作为一个地域性商人集群,是因为他们具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共性表徴,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这些商人集群无不在经商地建立基于地域关系的商业会馆,以作为互相协助、联络的组织,从而凸现其所具有的“地缘纽带”之功能。若按“遍地龙游”的现象直观地来推断,我们应该可以期望龙游商人在其经商地也建有类似的会馆组织。即便自清代中叶后龙游商人走向衰落,这些曾经建立过的地域组织也应在文献中留下蛛丝马迹。但自傅衣凌先生关注龙游商人以来,经学者数十年的搜寻,至今仍未能发现一二则相关的记载,这就使人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判断:即便在其兴盛时期,龙游人的外出经商,大都未能在其经商的目的地形成一种集群现象,从而具备建立地域性组织的基础。借用前引学者的话,龙游人其实还是有“商”无“帮”。陈学文先生为“龙游商帮”所描述的“萌发于南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清光绪以后”演变轨迹,?23?也就无从谈起。
    前引学者关于“龙游商帮”经营内容的研究,亦多值得重新验证之处。今不必罗列过烦,略引其显著者之一二,即可明了。
    一例是珠宝业。陈氏《龙游商帮》一书称龙游商人“以自己特有的本领,独占珠宝古董文物这一行业经营”,又称他们对这一行业“几乎处于垄断地位”,?24?但并未举出具体的文献论据。笔者统计陈先生前期研究以及其它学者的论著,发现明确涉及龙游商人经营珠宝生意的记载不过两条,不妨引录于下:

 

 

 

 

虽说王士性称龙游商人“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轻软物”,带有一定的归纳性,但似此论据与陈先生所得出的上述结论之间的距离,恐怕已不必让本文多费笔墨。
    另一例是纸书业。陈氏《龙游商帮》一书亦称龙游商人对此“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其所征引的文献记载确比珠宝业略多,重要的如有:
 

 

 

 

 


分析这些记载,可知均属龙游商人外出经营纸书业的个案事例,既无从反映其经营规模,学者亦未将其与当时其它地区同类行业经营者作一认真的比较,以证明其“几乎处于垄断地位”的具体表现。因此前述之结论,也不免属于虚构之列。
    根据以上三方面的验证,可知对龙游人自诩“遍地龙游”之类谚语的历史真实性,自宜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之。

    归纳言之,如果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研究,应该承认,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不断推进的作为“商人资本集团”的“龙游商帮”一说,当属为服务于某种理念、未经认真论证而构建起来的虚假概念。对于明代浙西衢州府龙游县民众外出经商比较活跃的现象,我们还是应该回到傅衣凌先生最初提出的思路,将其视作当时商品经济普遍发展,且已深入到内地山区的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如傅先生所指出的:“明代浙江仁、钱、嘉、湖、绍兴、宁波等地素多商贾,而衢州府的西安、常山、江山,商人亦不少。”龙游商人不过是这些众多地区性商人中的一份子而已,自不必将其自“商”而“帮”,自“帮”而“垄断”,节节拔高,脱离实际。否则,若按前引学者的论证方法,傅先生所提到的这些地区恐怕都可以归纳出一个相应的“商帮”来。
    再进一步说,既然“龙游商帮”出自虚构,所谓明清时期“十大商帮”之说是否也需要作一番反思呢?如果我们对“十大商帮”作一番逐个验证,是否也会发现如同“龙游商帮”一样的概念虚构的情形呢?为什么偏偏是“十大”而不是其它呢?
    其实,中国文人好凑整数,前贤早有批评,本不值得对它过于认真。本文的讨论当然不是在意于这是“十景病”还是“八景病”,而是希望藉此引起人们对“哄抬”虚假概念这一种学术失范现象的关注。象“十大商帮”这样明显可疑的概念的流行,显然反映了学者们应有的学术质疑精神的缺失。我们这倒不是在批评学者们见识的不足,实际情形恐怕是为了急于证明某些理念,凡能为已所用的概念,也就来者不拒了。这里所说的“理念”,对于不同的学者当然是有差异的。对于有些学者,它可能是如同陈学文先生一样的,为了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在偏僻的龙游山区“也可能存在”。而对另一些学者,它又可能是为了努力“学以致用”,在历史中替当前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寻找注脚。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但不管是哪种原因,这都有悖于学术求真的精神。

    注释:
    ?1?《万历龙游县志》卷九《艺文》引(明)涂杰《建龙游城记》。(台)中国方志丛书影印民国十二年重刊排印本,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出版。
    ?2?文初载1958年3月3日《光明日报》,后收入傅氏《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一二:“成化元年十一月……姚安军民府阴阳学正术甘理言一件禁约游食事,切见云南远在万里,各边卫府军民相参,山多田少,不通舟车。近年雨水不调,五谷少收,米粮涌贵,过活艰难。有浙江、江西等布政司安福、龙游等县商人等,不下三五万人,在卫府坐理遍处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奴仆,二三十年不回原籍。”
    ?4?此文后载《浙江方志》1990年第4期,51-56页。
    ?5?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6?陈学文《写作〈龙游商帮〉琐记》,文载《龙游政协》杂志1995年8月期。
    ?7?参见曹天生《一部颇具特色的商人研究著作──〈中国十大商帮〉评介》,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第29-30页。
    ?8?以上参见陈学文《龙游商帮》(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2页、第23页与第30页。
    ?9?曹天生《中国商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出版,第109页。
    ?10?曹天生《旧中国十大商帮》,连载于《光彩》杂志1998年第3、4期,又见载于《民间文化》1999年第3期、《价格与市场》2000年第7期,文字略有差异,内容不变。
    ?11?曹天生《中国商人》(修订本),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12?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第127-12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3?文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2期,120-126页。
    ?14?以上史玉德之文载《经济经纬》1997年第1期,范金民之文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蔡林海之文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张研之文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桑良之之文载《黄山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张明富之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朱荫贵等三人之文由“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http?//www.guoxue.com/economics/index.asp)2003年7月23日刊出。
    ?15?祝碧衡《论明清徽商在浙江衢、严二府的活动》,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19页。
    ?16?笔者使用“百度”搜索引擎 (http?//www.baidu.com/) 在互联网上搜索“十大商帮”一词,共计找到229条文献,搜索“龙游商帮”一词,共计找到228条文献。
    ?17?班固《汉书》卷七二《贡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8?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9?《雍正江西通志》卷二六《风俗》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弘治衢州府志》卷一《风俗·龙游》(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条。按“濲水”即今衢江。
    ?21?鄢卫建《探索兴亡之道,钩沉历史辉煌--评陈学文先生的〈龙用商帮〉》,文载《浙江学刊》1996年第六期,第122页。
    ?22?王文禄《策枢》卷四《靖海策八首上·分剿抚》(丛书集成初编本)。又同卷《截冠原》:“……倭夷甚少,不过数十为前锋。第一漳州最多,次则有泉、潮,有绍兴,有萧山,有龙游,有宁波,有黄岩,有太仓,有崇明者。”
    ?23?陈学文《龙游商帮》第24页。
    ?24?同上第3、92页。
     (作者单位:1、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2、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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