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7）讲述自己经历的真实故事，是关于适应环境和生存发展的杂感。忠言逆耳，多次修改，犹豫数月，还是决定发表出来。故事中叙述的主角是“俺”和“中山大学”，不妨一般代表性——“俺”代表雇员，“中山大学”代表单位，举一反三，可适用于当下的“中国”。无穷无尽的“XX计划、工程”（名字可以不停地改变）都可依次类推。俺基于自己的真实经历呼吁善待已经拥有的人力资源，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懂得了“以人为本”，什么时候我们具有了正确的“人才观”，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什么时候中国才可能有真正的“大学”。古训“将心比心”和“以心换心”是待人处世之根本，也应该是单位增强凝聚力和生存力之根本。

    照片显示俺最初的实验室。——找不到门儿？对头。它本来就没有房间。

        这是俺1995年来中山大学后能够找到的一块空地。在老教学楼走廊回旋处阳台有一方空地约8平方米，它就是俺执行从山东大学带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实验室”，俺从第一支试管买起……白手创业。俺不讲排场的，尽管俺在求学时见惯了装备精良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但是俺看眼前简陋的“走廊”足以“扎寨”起步了。这就是“人才的气魄”。

        就是这个破落的“走廊”之地，却带给俺★★★★★级的精神愉悦。因为，当时还是“买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年代，学校参照系很小，整个校园内具有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的人数不多且大多已年迈，主要靠在外延揽横向课题赚钱补贴家用（当时中山大学很穷，它给予俺副教授待遇年薪是265元/月×12月=3180元/年），除了极少数不上课、不教学的所谓“专职科研人员”有一个很小空间做实验室（却大多无课题）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做科研。一般年轻人还纷纷挣扎着读“在职博士生”。相比之下，俺年青、高学历、高职称、有课题、有钱、有空地，能够在自己地盘上做主，那叫“有盼头”，当然很开心。这就是“比较心理平衡”效应。

        学校指定给俺的任务是“教学”（不希望俺做“科研”）——没有办公室，在别人屋子里放着一张简陋办公桌，要俺夫妇俩“共用”。俺夫妇俩艰苦奋斗把《微生物学》课程建设和教学不是搞得很有声有色么（见博文《教学十年路》系列）？

        俺的职业科研，就是在学校提供的“三无环境”（无实验室、无办公室、无办公桌）中完全凭个人兴趣发展起来的。就是在这个“三无环境”中起步，俺把科研不是搞得有声有色么（见博文《科研十年路》系列）？

        现在，回过头来看，十几年光阴荏苒，俺不胜感慨唏嘘。

（一） 平衡

古训：“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无论大小，凡是团体政治事务，说到底都是一个“平衡”问题。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可改换成为任何全称称呼的），制定政策时，长官意志突出，本意可能是想要通过“宠”一小撮，树立榜样，来刺激绝大多数人去效仿的。但是，结果常常得罪了绝大多数人，甚至连那些“被宠”的一小撮人也不买帐，常常是拂袖扬长而去。

        政策制定者没有“平衡”概念，甚至为了所谓的“政绩”一相情愿地想当然，难免出现“顾此失彼，见X忘X”。当参与游戏的知识分子终于明白自己只不过是被“政绩”玩弄的一棵棋子时，真正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还会陪着玩下去吗？

        “中山大学”（是中国大学的一个缩影）里反复上演着此类“古装戏”。“演”戏的人与“看”戏的人常常分辨不清楚对方。此一时，彼一时。当俺被引进时，俺是演戏的；当后人再被引进时，俺就成了看戏的。经过一圈折腾下来之后，俺发现浪费了学术青春，真后悔不该来到这个地方。

        窃以为，天下本来没有事情，但是，当人为地制造颠覆基本序列，反复重新洗牌和拉大差距之后，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会接踵而来了。所谓的“人才政策”就是如此。坚持不折腾，对指导人才工作的现实意义尤为突出，影响更为深远。

（二） 引进

经过“211工程”（1995年开始）、“985工程”（1998年开始）国家的大量投入，学校逐渐暴发起来了。现在它可以轻易动用数千万元去买人挖人。人们看到那些花费巨额经费“引进”来的（很滑稽地，特指在特定时间、由特定人、引进特定人、作为完成特定XX计划的指定考核指标），才是所谓“人才”。俺这样早进来的人才，就不是“新引进”人才了。人心如明镜，正是象俺这样的一批先到者的具体贡献才给原本已穷困潦倒的学校挣来了学术声誉和新的资源条件，使得穷单位现在挖人才有了新资本。

        十几年来，一拨一拨地进来，又一拨一拨地先后离去（未到聘期不辞而别）；也有见到一批一批地被“挖进来”，又一批一批在此地“发达”（升格后）再被别的单位“挖出去”……虽然，每个“交易”都是“国家财政买单”（是211工程、985工程规定的建设指标），但是，除少数被买卖者自己赚了“知名度”外，其实都很伤元气的（老百姓说：搬一次家犹如失一次火般很折磨人的）。纳税人（包括俺在内）则充当了“冤大头”。
   
        几个回合下来，“忠诚度”基本没有了，“格局”变得越来越小了。明眼人心里都很清楚：学校不仅落得“鸡飞蛋打一场空”，还严重伤害了校园内的主体感情，流失了单位员工的忠诚度，扰乱了校园的价值观——人们体会到了“实干不如巧换”！于是，满眼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窃以为，大学不能这么办。如此团体价值观和怨天尤人之气，怕是“神仙”来救也难起死回生，如果这种游戏继续玩下去，谁也无力振救它一路下滑的趋势了吧。

        其实，大家都明白，用“211工程”“985工程”的钱挖人，根本就是自上而下倡导的游戏，它要求考核的第一指标就是你单位“新引进”了多少人？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挖人”真的非要用钱不可吗？吸引新人一定要通过偏心投资来抬高新人和贬低旧人、打压现有人员的生存空间的方式实现吗？

        窃以为，引进人才是重要的，但是不要搞成运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坚持科学发展观才是硬道理。善用难得的国家资源，实现单位人力资源效益的增值化，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决策者的去政绩化（去私心）。

（三） 忠诚

俺早年就是中山大学从华中农业大学“挖”来的。俺是经过母校校党委决定一定要截留住的“潜在掌门级人才”（见博文《科研十年路（2）人才（名门正派）》、（3）游学（天高云淡））。顺便说，俺母校对于花钱买人不感兴趣，他们更相信依靠自己培养的人才，至今为止那里产生的院士数量和质量是中山大学望尘莫及的，全部是母校自己培养的，绝不搞“双聘院士”充门面。

        那个年代，最大的人才政策就是“国家博士后”政策，帮助俺实现了转移（见博文《科研十年路（2）人才（名门正派）》），中山大学因此不花一分钱（1995年进入广州市要交巨额“城市增容费”的），就把俺“挖”来了。之后，给俺的待遇是什么呢？几乎没有。俺给它的贡献是什么呢？有目共睹（见博文《教学十年路》系列、《科研十年路》系列）。这就是“忠诚”。

        诚然，当时不是它不想给俺，而是它实在穷得叮当响，没有什么拿得出来。1995年还没有搞“211工程”，更别提“985工程”，教育部所属高校都是“穷”字了得。“高校筒子楼”就是当时教育部系统穷酸像的真实写照。已留校工作的博士夫妇们还住着“集体宿舍”（生小孩都难上户口）。当年广州大学、广州工业大学（省市属财政支持）等的福利待遇都要比中山大学（部属财政支持）高几个档次，吸引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纷纷跑到待遇好的省市属大学去了，足见当年的中山大学之窘相该有多惨。在如此困境下，俺一来这里就入住久留的二房一厅，这就是“相对优待”。

        于是，俺1995年在中山大学报道的当天，就“被合同”服务期满十年——它担心俺跳槽。几年之后，当俺“被买房”时，再补一张“被合同”——服务期由此顺延十五年！俺想——好个乖乖，这两份合同前后二十五年下来，俺真该退休啦。好在俺在经历了6年没有人事档案的磨难后，已没有三心二意了，原本就打算在此地干到退休的。

        可是，特别滑稽的是，它又单方面跟俺变更合同了，从2003年起改为“三年考核一聘，有权解聘”。它认为：随着钱越来越多，被“挖”来的人越来越多，它需要“腾位置”了，它可能推测如果俺离开此地就没法活下去了，故以为吓唬吓唬俺，就能逼俺更加卖命的干活了。事实上，正好相反，没完没了的短聘期和考核行为，让俺这样有定力有实力的人都难免感到力不从心和心烦意乱。——做学问如同种庄稼，总是会遇到“大年”和“小年”的，俺过去竞争项目很成功，但是不能保证没完没了的短期聘期考核期内都是匀速增长吧？俺有兴趣做长线的原创性工作，怎么应付在考核期“数篇数、算点数”的游戏呢？能否考虑设置备选方案？俺宁愿选择在十年内“算平均数”（俺是真人才无疑，不是每年都有贡献也是真），宁愿干脆放弃额外“奖励”，但是请别再来打俺的基本职称待遇的坏主意行不行（俺还要养家糊口）？俺多年前达到中山大学教授水平（全校打擂台竞争聘上的），在此努力多年后却达不到教授水平了？即便是果真如此，那也不是俺的错——中山大学把引进的真正人才挤兑成了下岗工人不应该感到可耻吗？这就是“瞎折腾”。

        其实，千万别误会俺是在“求”中山大学。俺至今依然属于该校的优质员工方阵的前五分之一，在许多硬指标上俺依然遥遥领先，依然是有实力有底气的。俺还没有那么“老”，不至于“老”到找不到地方养老吧？俺也没有那么“笨”，不至于“笨”到越活越糊涂吧？俺19岁考上国家重点大学、29岁获得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学位、39岁晋升国家重点大学正教授，现在不到49岁，已经周游世界云游著名大学若干，还处在上升期的（见博文《科研十年路（2）人才（名门正派）》、（3）游学（天高云淡））。俺是货真价实的正牌行货，国内外能去的地方多着呢。如果俺是个追名逐利之人，很早就不辞而别远走高飞啦。

        另外，有一种假设是：它认为现在有钱了可以挖到比俺更强的人来替换俺。——国内外的朋友想想：以俺作为参照系，面对一个翻脸不认人的“暴发户”形象单位，你如果神智正常，就应该明白3个基本问题：（1）如果不到50岁，你的生存力和竞争力比俺强吗？（2）如果过了50岁，你还敢来这个单位吗？（3）如果的确比俺强，又比俺年轻，你为什么还要来步俺的后尘呢？

        在前述博文中，俺交代过承受了6年没有人事档案的痛楚和待遇。本文只是些许聊聊中山大学是怎样招待俺的，而俺是怎样不计较得失利益的。当然，为了照顾校友感情，行文中俺不会太鄙视学校势利眼。这些都是真实历史。这种频繁打乱现有序列并人为制造反复洗牌拿全体在职在岗人员开涮的浅薄游戏，也只有那些号称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大学”才会乐此不彼。虽然高声叫嚷着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其实它们还没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是大学正轨，更不懂得大学管理与企业管理有什么根本不同。

        俺《科研十年路》系列博文所讲述的故事，就是一个局部例证。俺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一个主张：国际惯例都是大学不能按照企业化管理；是真人才，肯定不需要花钱的，因为他自己能挣钱；是真人才，你真诚待他比用钱买通简单有效得多；只有你待他真心，他才对你忠诚；只有不制造颠覆基本序列反复洗牌，才能让人才潜下心来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无论是已经进来的，还是准备进来的人才，大家最终都会看明白想明白——真正在乎游戏规则和环境公平。

        窃以为，从“系统顶层设计”角度看，企图通过偏心投资来抬高新人和贬低旧人、打压现有人员生存空间的方式来实现吸引新人换旧人的目的，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毁人心、自破凝聚力、自残战斗力。这种瞎折腾，当属智者所不为。

 

（四） 公平

俺常常听到一种声音：“中国教授的平均水平只有外国助教水平……”

        俺淡淡回道：“没有可比性。以外国教授的平均水平来到中国，在中国提供的‘三无’环境下，很可能连助教都做不好，甚至根本就存活不下来……”

        俺常常听到另一种声音：“现在，中国大学有钱了、有环境硬条件了，所以要大批引进外国教授……”

        俺淡淡回道：“不合逻辑。中国教授刚刚拥有了良好的环境硬条件，为什么不先给本土教授一些发展机会，暂且看看他们的真正竞争力如何？……只有本土教授发展好了，才可能真正赢得国际友人在此长期栖息。……是真正的共同发展做大做强，而不是趁机‘大换血’。否则，在短期虚假繁荣之后，任何单位都终将面对人去楼空徒嗟唏……”

        俺常常“被教育”：“要有团队意识，为了建设世界一流，要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

        人性却告诉俺一个基本道理：“真荒唐。都快要把俺‘整’下岗了，‘单位’（可以改换成任何单位全称称呼）的发展前景即使真的像描述的那样再好、再好、再再好，又跟俺有什么关系呢？……”

        俺不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