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亚辉先生“信息化简”论的解读

    李亚辉先生在我的博文（《科学演绎及其与归纳的关系》）下留言：“演绎和归纳，实际上是一回事儿，都是信息的主观压缩，就是化简。” 真是言简意赅，令人大受启发！我已知从事信息研究的亚辉兄有很好的逻辑功底和感悟力，他这“信息化简”四字，似乎把演绎和归纳的思维共性给点透了！这里我就所受到的启发，对亚辉的评论试作如下解读：

    选择性的摄取或输入信息是归纳，选择性的释放或输出信息是演绎。人的思维（大脑）就象一个信息过滤器，在输入信息的归纳与输出信息的演绎的过程中，外部或内部的信息都经这个过滤器的过滤而被简化了：

    归纳——在认知性的经验过程中，主体所获得的外部信息（实物信息）只有与主体需要相一致的信息被思维所摄取而内化（创造性的转换）为主体性存在（语言信息形态的思想或理论）；

    演绎——在实践性的经验过程中，主体的内部信息（思想或理论）经思维的修改而合于新的情况（由于实践条件变化所引起的主体需要的变化）之后被释放于主体实践而成为外部信息（实践指令），并通过其实践而对象化为客观事实（感性的实践结果）。

    这就是说，信息简化包括信息的两次转换：第一次是外部信息转换为内部信息，这是反映外部事物的客观信息与反映主体需要的主观信息相互融合的过程；第二次是内部信息转换为外部信息，这是新的客观信息与新的主观信息相互融合（原信息的修改）的过程。

    这样，演绎和归纳的思维共性就可以被归结为客观信息与主观信息的相互融合。就客观信息合于主观信息而言，这个融合过程就是求善；就主观信息合于客观信息而言，这个融合过程就是求真。大致说来，归纳是偏重于求善，演绎是偏重于求真。

    我由此联想到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问题而有新的感悟：

    在西方，前培根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崇尚演绎的求真思维或崇尚求真的演绎思维；培根以来的思维方式是崇尚归纳的求善思维或崇尚求善的归纳思维。

    在中国，前理学时代（汉唐经学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崇尚归纳的求善思维或崇尚求善的归纳思维；宋明理学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崇尚演绎的求真思维或崇尚求真的演绎思维；顾炎武所开创的清朝朴学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崇尚归纳的求善思维或崇尚求善的归纳思维；刘逢禄所开创的晚清今文经学时代直到文革影射史学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崇尚演绎的求真思维或崇尚求真的演绎思维；改革开放以来的思维方式是崇尚归纳的求善思维或崇尚求善的归纳思维。

    但是，中国思维方式中的演绎与归纳不同于西方思维方式中的演绎与归纳：

    我在《 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是真正的演绎思维》的博文中曾指出，中国传统的演绎思维是主观性“类推”，中国传统的归纳思维是特殊性“举例”。无论是主观性“类推”还是特殊性“举例”，它们与科学思维方式尚有较大差距，实质上还不能算是科学思维，而只是在形式上看起来同演绎和归纳有相似之处而已。

    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的“类推”思维是缺乏逻辑规则的无序性演绎，中国传统的“举例”思维是缺乏理论建构的非论理性归纳。无序性演绎所得出的结论是不确定的，即同一个前提可以得出无数结论，故堪称为开放性演绎；非论理性归纳所得出的结论是武断的，即不讲道理的干巴结论，故堪称为直觉性归纳。相对而言，西方传统的演绎则堪称为内敛性演绎，其归纳堪称为理智性归纳。

    不过，现在看来，中、西方思维方式有趋同于求善的发展势头，这种发展势头是表明，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整个说来是属于实用思维，实用思维所依据的理性是工具理性，所依据的观念是实用主义。这种发展势头反映在西方科学哲学中，就是反实在论思潮的勃兴，这种思潮有把科学理论虚无化的倾向。如果反实在论思潮有一天占据科学界的统治地位，则科学理论可能将面临被终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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