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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经济学发展前沿报告[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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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于：http://www.rcsd.org.cn/NewsCenter/NewsFile/Attach-20050913164455.pdf
一、环境经济学领域发展的历史与主要科研成就
环境资源从免费物品转变为稀有商品是环境经济学产生的基础。工业社会之前，环境资源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以至人类生存的前提，不仅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是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使用而不会损害他人利益的，所以也就没有环境资源稀缺与价值之说。然而，工业革命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随着人口急剧增加和经济迅猛发展，工业三废和农药污染日趋严重，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安宁的环境、大气和海洋的化学成份都变成了稀缺的资源，都有了直接经济价值。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的一系列经济学问题，成为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自 70 年代起，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探讨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1972年联合国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来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1974 年墨西哥会议认为，必须从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入手；1975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鹿特丹召开经济规划的生态对策研讨会，与会代表提出环境经济规划问题，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中要考虑生态因素（环境影响）；1977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家认为，经济发展要合乎环境要求；1980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讨论会，会议指出这四者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要正确处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频繁的会议和活动说明 70 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世界上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技术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经过八年来对人类环境各种变化的观察分析，总结了人类管理地球的经验，决定将“环境经济”列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1981 年《环境状况报告》的第一项主题。由此表明，作为环境科学的重要分支，环境经济学已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独立学科。
环境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Pigou）关于外部性的思想。格蕾（Gray）和霍特林（Hotelling）分别在 1914 和 1931 年对可耗竭资源如煤及金属矿藏的折耗程度作过分析。约翰•穆尔（John Stuart Mill）早在 19 世纪就做过增长极限的分析。而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主要形成于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之间。由于新的环境法规的刺激，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 A•克尼斯（Allen Kneese）等人对环境项目的经济成本和收益以及政策进行评价，并把以市场为依托的刺激手段如排污收费制度同环境法规的作用相比较。这一阶段的主要进展是环境影响的价值评估技术，特别是在水和大气污染方面。从“增长的极限”的角度对经济增长提出的疑问引发了美国之外的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探讨传统增长模式的绝对资源极限的实际含义。
60 年代末，意大利、瑞士、日本、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 10 个国家的 30 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工业家在意大利开会讨论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环境问题，并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受这个组织委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利用数学模型和系统分析方法，研究了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五个因素的内在联系，于 1972 年发表了由 D·H·米多斯等人撰写的《增长的限度》一书，提出了“零增长论”。1974 年罗马俱乐部又发表了由英国生态学家 E•戈德史密斯为首编著的《生存的战略》一书。此后，一些国家也开展了全球性预测研究。
1979 年欧洲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发表了《不久的将来》一书，1980 年美国政府发表了《全球 2000 年》。这些出版物对未来的预测虽然各有特点，但都指出大致相同的趋势：①几乎在所有地区人口继续增加；②大部分地区经济继续增长；③全球范围内粮食和农产品供应变得不那么充裕，价格更为昂贵；④能源消耗的增长率下降，对能源更加注意节省；⑤水的问题愈来愈大，在供应和污染方面均是如此；⑥环境压力增大。
环境经济学的系统性理论成熟于 1970 年代。美国学者鲍漠（U. Baumol）和欧兹(W. Oars)出版了《环境政策理论》一书，应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形成环境经济学理论的主流。此书于 1980 年代末期再版，在环境经济学理论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英国学者达斯古柏塔（P. Dasgupta）和希尔(G. Hill)合作完成的《可枯竭资源经济学》一书，将可枯竭资源作为一种资产，放在时间系列中加以动态优化分析，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性文献。
1980 年起，美国东西方中心环境和政策研究所一直倾力于环境经济学研究，出版了著名环境经济学家梅纳德•胡氟斯密特（Maynard M.Hufschmidt）和约翰•狄克逊（John Dixon）撰写的《环境、自然资源与开发：经济评价指南》、《环境的经济评价方法——实例研究手册》等著作。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的克尼斯（Allen V.Kneese）等人，对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应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组织出版了《RFF 环境经济学丛书》。
90 年代以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环境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在大卫·皮尔斯（David W. Pearce）教授和克里·特纳（Kerry Turner）教授等领导下，围绕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性环境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环境经济问题研究，并在环境价值计量及实现代际公平的途径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代表作包括皮尔斯和特纳合著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皮尔斯等编著的环境经济学丛书《绿色经济的蓝图》，皮尔斯和杰瑞米·沃福德（Jeremy J. Warford）合著的《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此外，挪威学者汉森（Stein Hansen）所著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与贫困危机》，经合组织的《OECD 环境经济手段丛书》，都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经济学文献。美国学者铁腾伯格（T. Tietenberg）和斯达芬斯（R. Stavins）自1990 年代的近 10 年来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上传承主流，出版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环境经济学著作。
总之，环境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在三个方面为人类知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系统性和深化，使人们在分析环境资源的配置时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二是扩展了环境科学的内容，使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增添了经济分析的视角（应该说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角）；三是在应用方面使经济科学在更为现实和客观的基础之上得到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对于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解释力，为人类克服环境危机的现实行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环境经济学发展历史虽然不长，却产生了非常明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当前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前沿与重大问题研究状况
环境经济学是以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特定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如何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环境经济学的中心课题。环境经济学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领域：（1）从宏观领域来讲，集中表现在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上。发展与环境是密不可分切没有矛盾，因此有必要构建可持续的发展体系。（2）从微观领域来讲，保护环境意味着提高经济单位的环境生产力，意味着有效地利用资源，降低单位产出所制造的污染量。因此，企业应该进行环境投资，企业家应该把环境标准的提高看成是经济上的机遇。（3）从全球领域来讲，不管宏观或微观领域，不同形式的污染往往不受边界和领土的限制。国际社会必须共同承担控制、制止或改变这些现象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从另一方面来说，在世界日益开放的经济中，环境投资总是获得国际竞争力和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国际合作是环境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1） 全球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全球环境问题是环境经济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 1972 年召开的人类居住环境会议上，3环境保护第一次提上国际议事日程；但当时所关注的是各国国内的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退化。在 1992 年在巴西里约举行的地球峰会上，重心则移至全球环境问题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2002 年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研究从战略到行动的转变。
1992 年里约峰会后所界定的国际环境问题包括 4 类：臭氧层保护，防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国际水域资源保护。由于《蒙特利尔议定书》具有法定约束条款，目前，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已基本终止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生物多样性和国际水域资源有明确的地域范围，具有典型的国际性，但其全球性特征没有全球变暖鲜明。由于美国在 2001 年 3 月退出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京都议定书》，欧盟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在妥协的基础上承诺继续履约，以及发展中国家具有温室气体减排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使得温室气体减排成为当前乃至今后数十年内的第一国际环保课题。
发达国家的学者在国际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为有关环保的国际协定如《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签署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和决策依据。中国在科学和政策方面作了相应的工作，但有一定的部门和行业局限，缺乏宏观的，站在世界经济层面的，超越部门利益的经济与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由于中国在国际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缺乏经济与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我们亟需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我们的理论贴有中国标签，既符合中国的实际，又有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
（2） 构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环境（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措施之一，也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如 GNP、GDP 等）及其发展速度是国家决策最主要的信息依据，而它里面却没有环境的位置，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限制因素。联合国制定的《21 世纪议程》和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 21 世纪议程》都明确提出要扩展和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便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考虑环境因素，建立起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
80 年代，对环境进行核算研究的工作已在一些发达国家逐步展开。1983-1988 年，联合国统计暑、世界银行环境局和美国环保局合作，正式开展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研究工作。1987 年 10 月，确立了一个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和世界银行总裁共同领导的研究项目，即《把环境与资源问题纳入发展战略之中》，此项目初步确立了环境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关系。
联合国第 21 次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了“总体上制定一个与 SNA 相关联的卫星账户系统，而不直接修正 SNA 核心系统”的提议。从此，发达国家的一些专家们开始了把选出的环境因素纳入 SNA 的研究，1992 年联合国出版了 SEEA 手册并随后将其框架内容包含在SNA93 版本中。至今 SEEA 几易其稿，理论框架及实践的合理性日趋完善。截止到目前，墨西哥、博茨瓦纳、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菲律宾、美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欧盟一些主要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开展了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工作。
我国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研究工作始于 1988 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组织了国内数十个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与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合作，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自 1994 年以来，许多部门和科研单位、专家学者相继开展了此领域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成果有：原国家科委牵头开展的中国自然资源核算研究、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牵头并与世行合作开展的城市环境与真实储蓄及绿色 GDP 核算研究、北京大学雷明教授主持进行的可持续发展下绿色国民核算研究等，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与专著。
从我国现有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的相关研究成果看，我们认为有两点不足：一是单纯的开展自然资源核算或笼统地将自然资源耗减价值、生态环境降级价值纳入国民核算。未能根据与经济的强弱相关关系及本质特征将其分出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如此易造成经济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混乱，不利于为制定经济政策、自然资源政策、环境政策及相关价格政策提供客观、系统、轻重有序的基础数据。二是笼统照搬 SEEA 有关自然资产的概念，如此易造成将自然资源的扩大化理解，分析中也易与经济领域使用的经济资产、财务资产等概念混淆，造成误解。
在充分研究借鉴国外环境统计、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环境统计及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环境经济学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提出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理论及实践思路，这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3．环境与贸易研究
贸易和环境问题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它经历了 30 年的风风雨雨，从 GATT／WTO 框架内有关环境政策的讨论来看，可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1971～1991 年）为休眠期。1971年 11 月，在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参加的理事大会上，各方一致同意设立一个“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小组（EMIT）”。这个小组的成员向所有的 GATT 缔约方开放。第二阶段（1991～1994 年）为活跃期。1991 年，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的成员国向 GATT 秘书长提议尽快召开 EMIT 小组会议，就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进行磋商，以迎接次年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环发大会。该提议得到了各缔约方的积极回应。第三阶段（1994～2001 年）为成熟期。1994年 4 月，在马拉喀什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与所有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定一起签署的还有《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这个协定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多边贸易组织，而且也迎来了贸易与环境问题讨论的新阶段。世贸组织成立后，尽管仍然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WTO各成员终于在 2001 年达成了一致，决定就贸易与环境问题展开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贸易与环境问题也就正式成为“多哈回合”谈判的一个新议题。
然而，从贸易与环境问题在 GATT 框架内开始讨论起，就伴随着自由贸易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交锋。在自由贸易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对峙的背后，众多的经济学家也对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围绕上述交锋的内容和 WTO 的实践，理论冲突的内容主要是以下 3 个基本问题：一是贸易自由化与环境状况：自由贸易是否会导致环境恶化？二是贸易政策与环境保护：贸易政策是否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 三是多边环境协定（MEAs）中有关贸易的规则与 WTO 规则：孰先孰后?
随着我国入世谈判的现实需求，国内学术界开始了大量的环境与贸易关系问题研究，以迎接我国“入世”后的机遇和挑战。环境壁垒种类繁多，有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其核心都是以保护环境为由而限制贸易。虽然解决环境壁垒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在现有体制下，必须加强研究国际环境公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国外环境标准、标志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对环境的特殊要求，研究主要贸易对象国与国际组织的环境政策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主要污染行业及自然资源产业发展的影响，提出应对国际环境与贸易公约应采取的对策。环境壁垒涉及环保--贸易--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几种关系会牵涉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牵涉到贸易规则与环境协议的法律协调问题，因此，必须从这两方面入手，着手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建立新型的全球伙伴关系；协调贸易规则和环境协议，使得在全球范围之内既能保持较高水准的环保水平，同时又尽可能地保障贸易自由。
三、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趋势
近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在方法论方面进行了多种尝试，其进展可谓日新月异。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既为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也为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综观近年来环境经济学科的学术发展态势，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注重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二是环境经济研究的定量化趋势；三是自然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与融合。
（1）开展政策应用研究
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常常需要进行多种权衡。环境政策从本质上是要改进对个人和机构的刺激作用。里约会议之后，各国政府与国际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进行多种尝试，通过采取经济的、行政的以及制度的手段试图更好地管理环境。过去，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制定与实施环境法规去直接管理市场行为，但这已被证明是既昂贵而又复杂的方法。利用市场或在没有市场的地方创建市场则是一种创新，它通过对补贴的改革以消除价格扭曲，通过利用税、费来提高价格以反映社会成本，或创建新的市场使排污许可证或资源开发权可以进行交易。让公众知情并推动公众参与是一种高效的方法，这可以通过环境教育、生态标志、公布污染物排放数据或建立使公众直接参与资源管理等制度来实现。
总体上来看，环境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环境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学科教育的完善；二是环境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所起的实际作用和效果。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政策应用研究对各国的环境保护实践和国际环境公约谈判的支撑作用凸显。环境经济政策是充分考虑现实政策需求而不断被推进的研究领域。面向决策、面向应用、前瞻预测，是当代环境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
（2）定量化趋势
随着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研究广度的不断扩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人们深感环境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借助于“数据说话”，数据诠释的说服力和真理度在环境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数学和定量化方法的广泛应用是环境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
对于可持续发展研究经历过初期定性化研究阶段后，目前开始有更多学者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多层次、不同研究领域的定量化研究，以期通过定量化的研究，给政策制定人员以更多实际工作的指导，从而使科学研究可以与现实相结合，促进生态系统健康和良性发展。目前量化研究仍然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多更全面的理解。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个过程的终点，而是代表它自身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以目前生态、社会、经济问题和信息为基础的动态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复杂多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从而使研究遇到了许多困难。
近年来，在环境经济学的研究中，模型工具在环境资产价值评估、发展趋势预测、情景分析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提升。一些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都有自主开发的环境经济模型，并以次树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如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情景分析的国际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 MESSAGE 模型小组，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 AIM 模型小组，美国 ICF 公司的 ASF 模型小组，美国西北太平洋实验室（PNNL）的 Mini-CAM 模型小组和日本科学大学的 MARIA 模型小组等。
环境经济定量化研究在我国需求很大。国外学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模型工具研究中国问题，往往由于在参数选择上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导致分析结果严重失实。因此，我国学者从具体国情出发，独立或合作开发自己的模型工具，为我国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就显得非常有必要。目前，清华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通过国际合作已初步掌握了自己模型工具。
（3）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与融合
环境经济学不仅是经济学研究领域横向发展渗透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自然科学向经济领域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环境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环境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配合行动。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污染）和资源问题（能源、粮食）问题都具有综合性质，既是科技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自然科学技术能力的范围，必须综合运用各门自然科学、各种技术手段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去研究解决。所以加强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家的联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我国在科学研究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独立，而全球变化及有关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迫切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手。在全球变化问题的研究中，国际学术界已经有一种制度上的安排，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联合。一些国家的学者甚至通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尤其是与经济学的联手，来认识和维护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
我国科学界在全球变化的研究中，为适应国际社会和国内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要求学术研究由基础科学转向应用，由单一学科转向学科交叉与跨学科，以及由纯自然科学转向包括人文社会经济影响的综合研究。然而，我国社会科学界的有关研究较为分散，尚为形成体系，而且受到经费和缺乏必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素材的制约，研究缺乏力度，深度和广度均不够。而自然科学方面的大量研究发现和结论中的经济学含义及有关资源管理所必要的制度规范问题与市场机理，均没有得到相应的揭示，政策含义不是很明确。这实际上也是对科研投入与劳动的一种浪费。因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全球变化科学的研究中，不仅有合作的愿望，合作的必要与压力，而且也有合作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参与，有助于将经济与社会科学研究落到实处，促进研究的规范与提高学术质量。更重要的，是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和重大全球变化问题的国家立场提供翔实的，经得住推敲的，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为国际学术界和国际谈判对手所认可的研究结论，揭示并捍卫国家利益。此外，学科交叉也有助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选题和方法的改进，使有关全球变化研究的问题更加明确地定位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焦点问题，将自然科学研究的结论更加明确地转化为国家的宏观经济、社会和发展政策。
四、世经政所环境经济学科在国内相关领域的地位与作用及其研究成绩
随着资源环境问题在国际科学、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不断升温，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致力于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在该领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尽管本学科在世经政所的发展历史不是很长，但经过努力，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内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学科。
环境经济重点学科现有在编研究人员 6 名，研究员 2 人，副研究员 3 人，研究实习员 1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1 人。此外，还招收博士后 3 名，博士研究生 4名，硕士研究生 2 名，访问学者 2 名，聘请客座研究员 3 名。在学科建设中，注重扩展研究领域，挖掘研究深度，提高研究队伍的整体实力。本学科发展一直非常注重科研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研究人员的综合素质。目前无论从人员的年龄结构、专业和知识结构看都已形成了比较理想的合理梯队，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各成员之间具有良好的团结协作精神。为了使管理规范化，从 2002 年 3 月起还聘请了专职秘书，为研究人员提供全范围、全时段服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经过数年的努力，世界经济与政治已经所环境经济学科在国内同领域已成为一支具有自己特色的重要的科研力量。学科建设坚持以课题研究为中心，既有国际合作项目，又有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社科院重大项目、部委委托项目、地方应用项目。既有理论和政策研究，也有面向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应用研究。其研究成果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受到相关部门的好评，并多次获得国家、院、所的奖励。在国家“九五”、“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全球环境变化对策与支撑技术研究”的竞争中，本学科小组跻身于其中，主持研究专题。在攻关课题研究过程中，为计委、外交部和中国政府代表团提供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进展信息，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其中，由陈迎和庄贵阳代表参与单位参加的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排放贸易及京都议定书相关对策研究”于 2001 年 2 月被国家科技部、国家计委、国家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等四部委联合评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技成果，并于2002 年获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此外，由陈迎、庄贵阳等完成的国家计委委托课题“未来可能的排放空间分配及相关国际谈判发展趋势的跟踪研究”于 2002 年 10 月获社科院科研成果（研究报告类）二等奖。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接受学科小组的建议，资助撰写“公平、发展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空间需求”的专论，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8次缔约方会议上散发，维护中国的发展权益。自 2002 年以来，由本学科编辑并出版内部资料《研究快讯》近百期，有关内容为科技部、中科院、外交部的领导参阅，部分成果经发改委、环保局整理后上报中央，受到关注和好评，在国内外产生较好反响。 开展对外学术交流，是环境经济重点学科建设最具特色的成绩之一。潘家华研究员作为学科建设负责人，积极拓展学术交流渠道，为科研骨干和研究生创造出访和深造机会。在国际上，该学科已建立了一些与国外同领域专家交流的渠道，包括设于丹麦哥本哈根的联合国环境署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剑桥经济计量中心”、挪威“南森”研究所、美国“皮优气候变化中心”、“未来资源研究所”和日本“地球产业文化研究所”等。学科小组与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分析工作组秘书处保持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2 年起，本学科主办（合办）国际研讨会 6 次，国内学术研讨会 30 余次，主要研究人员参加国际交流 30 余次，国内调研、讲学、评审会 20 余次，参加国内各种研讨会 30 余次，接待国内外来访近百次。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不仅有利于及时跟踪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而且有利于培养研究人员的交流能力。其中，潘家华等人提出“承诺人文发展目标，实施低碳路径”的国际方案，首次以非政府学术团体的名义，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9 次缔约方会议上举办论坛，受到了有关国际社会的关注。此外，本所环境经济学科以“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名义，与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深圳分院和深圳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出版《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研究人员多次接受“中国新闻社”、《世界石油》、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重要媒体采访。
五、世经政所环境经济学科下一步研究与发展思路
“环境经济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于 2002 年 7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批准立项后启动。两年来，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领导和科研处的领导下，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综合专题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积极努力下，遵循“面向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面队全球环境、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现实格局，跃身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展开原创性学术研究和科学性政策分析，为中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做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创新性贡献”的总体目标，在学科发展定位、科研队伍建设、对外学术交流和科研手段现代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关于本学科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巩固现有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地位之外，加强同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在国际层面，开展全球变化的社会经济研究；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可持续发展实践研究；同时，加强能力建设，促进环境经济计量模型的开发与应用。 （1）开展全球变化的社会经济研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思路是：通过规范的、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正确认识、大力争取、并努力捍卫未来中国所必需的发展空间，为中国参与有关国际谈判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提供经济学依据。我们的研究，一定要高起点，高标准，不仅要在国内领先，还要在国际上立足，关键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目标是要“贴有中国标签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得到国际学术认可的研究成果；使在中国经济发展与全球变化的国际论争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声音，打破欧美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垄断和偏见。（2）中国可持续发展实践研究在关注全球变化的社会经济研究的同时，我们从理论和操作层次上将进一步关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实践问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重要思想，号召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国家环保总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和三中全会的精神，应用国际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的最新成果，在全国及时推行了生态省、市、县建设。然而，多年来形成的片面追求 GDP增长和城市化的思维惯性在许多地方依然在起作用，一切地方政府急于招商引资，盲目地建工业园、设开发区，甚至出现了“乡乡建园、镇镇办区”的现象，极大地浪费了自然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使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与日俱增。有些地方政府虽然意识到资源环境制约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但苦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相应的决策参考，尚处于摸索之中。国家环保总局和各地有关生态行政区建设的指标体系，包括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类，体现了生态经济建设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但这一体系对生态经济效率和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谐度的描述还有待改进。而且，一些地区在生态建设中，强调经济或环境的单项指标，忽视整体效率与协调发展。例如，每个地区都强调经济规模翻两番，虽然也强调环境指标，但没有分析经济翻两番之后的资源环境是否能支撑，选择一种什么样的资源消费和环境控制路径来实现经济翻两番。针对上述问题，本学科的发展思路是：结合国家环保总局生态建设的实际，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开展对生态经济效率及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和谐度的研究，服务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玉庆主编：《环境经济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年。
2． 张帆著：《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3． 潘家华著：《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
4． 植田和弘著：《环境经济学》，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社，1996 年。
5． 左玉辉主编：《环境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6． 严法善编著：《环境经济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
7． 王金南著：《环境经济学：理论•方法•政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年。
8． 郎平：《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的贸易与环境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1 期。
9． 陈洪波：《关于生态市（县）建设的一点思考》，载《可持续发展研究》2004 年第 2 期。
10． 潘家华：《全力开展有关全球变化的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办公室《建议》，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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