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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的行旅,苦难的心旅
——滇西南甜酸苦辣之旅的所见所思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云南是个好地方,但是到云南旅游却未必是件舒适的事情。这里旅游事业的大规模发展是近年的事情,记得1997年我第一次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大理旅游时,来云南旅游的人还不多。如今来云南旅游一是劳行,二是劳心。说到劳行,主要是云南地处高原,许多地方都要坐汽车,还是挺劳顿的;如果改乘飞机,支线的机票十分贵,就是有折扣也是给了旅行社,往往从北京到昆明的机票价格,与昆明到支线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差不多。说到劳心,主要是云南没有多少工业,除了烟草业例外,因此许多人都想在旅游业上分上一杯羹,但是环节多了疏漏也就多了。我这次参加的是云南最大的旅行社“康辉旅行社”,在电话里与一位姓孙的人联系,此人言而无信,说好价格是1280元,谁知他派人与云南的朋友签合同时却涨了140元,但是同行的其他人基本上还是原价。更为可恼的是两次下车,一次是到瑞丽,一次是到腾冲,竟然没有人来接,在车站要等上一小时,而且还是当地散客中心的,原来康辉旅行社是个大超市,先把人忽悠到手了再说!
(一)
畹町位于德宏州南部,隔河与缅甸相邻。“畹町”系傣语音译,意为“太阳当顶”,所以人们喜欢把畹町叫做“太阳当顶的地方”。畹町河对岸是缅甸的九谷镇,两国鸡犬之声相闻,边民自由往来,友好互市。来畹町有一个地方是人们必须去的,那就是位于畹町市区一侧的畹町桥,它是中缅两国交界河上的界桥,也是著名的抗战“血线”——中缅公路中方一侧的终点。该桥于1938年抢修滇缅公路时初建,是当时我国对外联系的重要国际交通口岸。几十万中国远征军从这里进出境,几百万吨军援物资从桥上通过运往内地,因而名震一时。
——修路难。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预见到,一旦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将不可能守得住东部沿海地区和内地平原地区的城市,最终必将退守西南部。正是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危机,中国政府于1938年开始修建滇缅公路。公路与缅甸的中央铁路连接,直接贯通缅甸首都仰光港。滇缅公路原本是为了抢运中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而紧急修建的,随着日军进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滇缅公路竣工不久就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抗战初期,几百万军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维持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无数内迁到大后方的人们所需要的基本消费品,总之,当时维持整个抗战所需要的、中国不能生产所有物资,都依赖这条生命线运进大后方。
这条公路,途经地形地质极为复杂的滇西横断山脉末支,穿越高黎贡山等6座大山,跨越怒江、澜沧江等5条深谷急流,穿越悬岩峭壁8处。时间紧、任务重、气候环境恶劣、施工条件极差,时为中国公路建设史上最艰巨的浩大工程。国民政府于1937年10月下令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须最速完成”,总工程处设在保山,分设关漾、漾云、云保、保龙、龙潞、潞畹6个工程处。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12个县的各族人民自带口粮行李扎营千里,冒着瘴疠,劈山开路,凭着一腔报国热血以献出两三千人生命为代价,仅用8个月时间就抢修出了这条被美国总统罗斯福称赞为“人间奇迹”的滇缅公路。罗斯福特派驻华大使詹森视察后说:“中国政府能于短期完成此艰巨工程,此种果敢精神与毅力,实在令人钦佩……第一缺乏机器,第二纯系人力开辟,全赖沿线人民的艰苦耐劳精神,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到
——行路难。从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间,滇缅公路上一共抢运回国13000多辆汽车。有了汽车之后,司机严重缺乏的问题又突显出来。这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向祖国伸出了救援之手,当时的华侨领袖就是
(二)
我们这次的旅行还要到缅甸边境游两个小城镇,一是木姐市,二是南坎县,连接两个地方的公路就是史迪威公路。现在公路上铺了一溜窄窄的沥青,二车会车时一个车都要让在土路上。在颠簸的路上我一面看着缅甸的田园风光,一面想起了蒋介石将军和史迪威将军的恩恩怨怨。蒋介石与史迪威从好友到恶人的历史折射出许多东西,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值得玩味的一段。史迪威在1942年3月首次抵达重庆,受到蒋介石夫妇的热情欢迎。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他与蒋介石的交往将是一段苦难的心旅。根据宋子文日记记载,在就在1942年6月,也就是在缅甸战败后的一个月,蒋宋两人就开始讨论是否要以一位更乐意支持国民政府战略、更积极领导盟军在东南亚和中国战场抵抗日军的美方人士,来取代史迪威。同年7月,蒋介石趁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劳克林·柯里来华之机,第一次要求撤换史迪威,未果。1943年10月,蒋介石第二次提出撤换史迪威,还是未果。1944年9月,蒋介石第三次要求美国总统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罗斯福同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于21日离开重庆回国,3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是“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
从历史的角度和人性的角度,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矛盾产生的来源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一是基于中国人对外国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敏感性。昔日的泱泱大国,经过清朝末年几次外敌入侵,坚船利炮,割地赔款,受尽屈辱。因此,近代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欢迎像美国这样的盟军来对抗日本,夺回中国失去的领土,但希望至少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国家交往。二是基于双方与共产党关系的差异。众所周知,“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一贯的政策,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不得已有所收敛。这是蒋介石最敏感的神经,史迪威不仅敢碰,而且越走越过。1943年9月,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使用共产党第18集团军等部队向华北日军侧翼进攻,并建议给西北部队以充分的供应。1944年1月,同意政治顾问戴维斯关于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报告;7、8月间,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三是基于两者各自使命的差异。对于中国来说,抗战的首要任务是收复失地,统一国家,而美方的主要看法却是支持国民政府在战争中挺住,以牵制日本大军。史迪威的首要任务在于阻挡日军进入缅甸。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缅甸,催促蒋介石提供更多的军事与人力资源。然而蒋介石身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需要保卫整个中国,而不能只单独考虑缅甸。四是基于史迪威对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看法。史迪威有在中国担任驻华武官的经历,熟知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腐败的一面。他说:“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上。”五是基于双方性格的差异。蒋介石老谋深算,唯我独尊;史迪威拥权自大,喋喋不休。史迪威早年的绰号就叫“醋性子乔”(亦称“尖刻的乔”),他看不起蒋介石手下的众多将军,多次向蒋抱怨中国军官的素质太差,认为中国将领能力乃“二流”,并告诫蒋介石如果他依然把大量军务交给这样的将军,“那将是白费力气”,且将会“在美英诸盟国之间,产生极为不良的印象。”
历史从来就是一束麻,个人的恩怨与国家的恩怨搅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是自己的参谋长,参谋长就是大幕僚,就应该听从总司令的命令。可是,就在史迪威第一见到蒋介石,他就告诉这位总司令:“这次本人奉罗斯福总统之命到中国,第一是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第二是租界法案物资分配人;第三是美国政府驻中国军事代表;第四是中国战区与南太平洋战区的联络人;第五是中印美国空军司令……”,至于参谋长只是我众多角色的一个。这也是罗斯福用人不当,如果将马歇尔将军调到中国,估计局面要好一些,还是欧洲战场更加重要,马歇尔要为那里的战事操心。当然,从近期结果上看,蒋介石赢了,史迪威输了;从长期结果上看,史迪威赢了,蒋介石输了。1944年3月日本人发动的豫湘桂战役,1944年中国战区的惨败,使罗斯福深感不安,他警告蒋介石:“如果不马上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给史迪威,就立即停止一切美援。”史迪威收到这份电报后,决定亲自把电报送给蒋介石,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我把这支红辣椒做成的鱼叉递给花生米,只见他长叹一声,颓然倒下。这把鱼叉正刺在这个无用家伙的太阳穴上。这是致命的一击,但他既没有生气,也没有讲话,连眼睛也没有眨一眨。他只是对我说了一句‘我懂得了’,就默不作声地坐下,一只脚轻轻地摇曳着。现在我们再也不受这个‘部落酋长’的辱骂了。我回到家,放眼朝嘉陵江对岸望去,万家灯火使重庆一片光明。”然而史迪威高兴得太早了,他低估了对手的道行,这个在江湖上混迹多年的人从来就不缺乏绝地求生的本事。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的耻辱也。”于是蒋介石召见美国特使赫尔利,交给他一份备忘录,强硬地表明:“中国主权与尊严和个人人格不能损失和侮辱。国家与个人均不能在接受强制命令下合作,否则,任何牺牲均在所不恤。”同时,他又给罗斯福写了一封语气委婉的信。罗斯福在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这时,美国正值大选,罗斯福争取蝉联下一届总统。一切都围绕选票考虑,如果在竞选前夕,罗斯福与他一手扶植的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决裂,无论存在多少理由,都会在美国民众中造成消极影响,失去宝贵的选票。两者权衡选其轻,他决定将史迪威调回国。
好了,历史又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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