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带来一个活动型的卫星地面站。尼克松的随行人员手上拎了一只小巧精致的黑皮箱，这个后来被称之为“黑匣子”的黑皮箱,即微型活动卫星地面站的终端。据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回忆，他们对于卫星还可以用于通讯感到很惊奇，惊奇之余，想把这个先进技术进行消化，转化成为自己的东西。

 

然而，那时候，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搞科研并非易事。王义遒表示，那时候他们的科研都是围绕产品展开的。即以产品所需要的技术和理论出发，大家攻关，完成一个产品之后，研究也就告一段落。

 

据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袁保宗回忆，在1978年之前，包括高校在内，整个社会没有重视科研的风气。那时候，袁保宗和同事们只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作科研。1973年，解放军某部门为解决保密通讯的问题，找袁保宗和北交大其余五位教师合作，这一背景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特别保障，但仍不能带来科研条件的大幅改善。

 

“当时，高校都不重视科研，很多人也不愿意搞科研，也没有专为科研服务的组织机构。”袁保宗既是科研人员，又是采购员，申请经费、寻找设备、订购配件都要亲力亲为。一次，他带了2000元坐公交车到北京市郊的工厂采购，一路上提心吊胆，要知道，那时他们的工资每月才50多元。袁保宗说，当时查资料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只能到图书馆一本本书查找翻阅。

 

对于这段时期，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前校长王越认为，“科学大会是科学的春天”的表述非常确切，因为在此之前，全国范围的教育、科技都中断了，喻为万物苏醒前的“严冬”绝不过分。

 

王越表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是一个历史性开端，但承前启后的意义也很明显。因为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就组织制定了《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不过“文革”期间被中断了，拨乱反正以后邓小平提出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到后来倡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其实有其一脉相承的渊源。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丁厚德提到，科学大会最本质的意义是对科技界政治思想的解放作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确立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导地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确立了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中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这种解放作用带来全社会观念上的转变和拨乱反正。当时中国科技运行面临大量的体制、结构、功能的重建工作，都在科学大会的深刻影响下进入轨道，到上世纪末的二十多年，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各高等院校，科技创新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知识分子的才智发挥，也有了最好的机遇期，到21世纪，又肩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责任。

 

北京大学校史馆教授郭建荣表示，科学大会主要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为各种学术活动的开展带来了间接的影响。大会实际上发出这样一个信息：科学技术很重要，国家非常重视也极其需要。这让很多人的思想、感情、劲头都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郭建荣认为，根本性改善全国学术环境，进而迎来中国科学、教育的春天，是1977年8月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9月的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和1978年3月的科学大会、4月的全国高校工作会议共同的功劳。

 

 

王义遒表示，大会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关注和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氛围，使高校师生的精神面貌和理想追求焕然一新。尤其是把知识分子划归到工人阶级，根本性地转变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极大地激发了高校教师的积极性。而廓清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更使高校掀起一股科学研究的新浪潮。

 

王越当年作为个人代表参加大会并获奖，对于这段历史历历在目。1978年之前，王越一直在研究所从事一线科研工作，“文革”期间尽管受到影响却没有中断，到1978年已经做出一些成绩。科学大会即将召开的通知一经下达，各个单位便开始推荐代表，选谁参加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经过单位的严格筛选。王越有幸作为所在单位的唯一代表参会，在当时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研究所来说深具激励作用。

 

袁保宗当时作为获奖者参加大会，他也是北京交通大学唯一参会者，他表示“科学大会在当时来讲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事”。会议召开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不多，高校搞科研的老师更少；而大会的召开，在全国范围内带来观念上的巨变。“30年来，这个会对中国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的切身感受”。

 

老先生们对大会的一些细节都记忆犹新。给王越留下很深印象的，除小平同志亲自安排会议并讲话外，还有少先队员为代表排队献花的场景：“他们排成一行，朝气蓬勃。那时我在科研第一线，但已步入中年，看到祖国后继有人，心里很激动。”袁保宗则提到跟小平合影的画面：“虽然隔得很远，但是特别激动。”

 

在袁保宗看来，邓小平提出要“当科研人员的后勤人员”，相当于领导与科研人员位置互换，这个口号在当时科技人员中影响很大，大家都觉得备受鼓舞。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秦裕琨当年没有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但提起大会仍然感慨很多。那时他在大学里没有很多机会参与科研，甚至还是被批判的对象。他说：“科学大会不只为哪一个人带来变化，而是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带来生存状态的改变。”

 

王义遒认为，科学大会和前一年召开的高教工作会议一起，对恢复高校正常教学秩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从学科建制、专业设置等方面对高校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真正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

 

 

袁保宗表示，科学大会开完以后，高校开始重视科研，科研处建立起来、规模不断扩张，无论申请项目还是购买材料，都有了专门的工作人员，袁保宗终于可以专注于科研了。他同时强调：“影响也不是一下子的，是以后逐渐转变的。”

 

丁厚德“文革”期间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任教，据他回忆，清华大学在“文革”期间招收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实行“连队办学”的体制，教师是“上、管、改”对象，随队办学，当时的水利工程系，除周恩来总理坚持指定的黄河三门峡泥沙研究外，教师已无科学研究可言。而“连队办学”，虽称为办大学，由于扭曲了教学与科研规律，大学的科学研究必然停滞不前，以致倒退。

 

1978年，王义遒所在的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还在陕西汉中办学，因事未能来京参加大会。当时无线电系的两项研究还在大会上获奖，分别是光抽运铷汽泡频标和O型反波管。在陕西办学，对外交流很不方便，物质条件也比较差，在吸引人才方面缺乏竞争力，造成一些科研力量的流失。后经邓小平亲自批准，北大汉中分校和清华绵阳分校才迁回北京。

 

此后，大学教学、科研水平逐步提高。为让教师迅速了解国外研究的状况，教育部还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支持高校教师出国做访问学者。北大符合条件的教师基本上都得到了资助。而实验设备等科研条件方面，高校也得到很多支持，尤其是通过世界银行贷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金困难。王义遒表示，粗略估计，随后几年北大获得了约1000万美元的科研设备购买和修缮资金。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高镇同在1978年前后刚刚开始自己的科学研究。1978年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要给工农兵学员上课，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全力钻研金属疲劳的问题。

 

高镇同认为，科学大会当时在整个形势上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大会开完之后，学校比较重视科研，他本人从航空部得到几万元的科研经费，1981年国家实行学位制度他又评上国家首批博士生导师，这样，科研的时间、经费、人员才有了保障。至今，他在这个领域研究了30多年，早已硕果累累。

 

当时形成的氛围不仅重视科学研究，还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郭建荣举例，1989年夏天，出国研修7年的王诗宬（现为中科院院士）回到燕园，其导师江泽涵老先生听说他的关门弟子回来了，就去他的暂住处看望他，但去了两次都不巧未遇。王诗宬刚回来忙于手续等事，还未及去看望导师，听到87岁的江先生两次上楼来看自己，心中很不安，马上赶到老师寓所，问江先生有什么事，江先生说：“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出去学习，又回来了，我实在是很高兴。”郭建荣说，由此可见当时对人才的关切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