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文革十年浩劫，1978年我国重新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幸运地通过了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研究生考试和出国研究生考试，经过半年英语强化训练，等到国外回信和办理好出国手续， 1980年5月7日，我告别了爱人和8岁的女儿，登上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车。经过一周列车颠簸，历经蒙古和苏联境内的西北利亚，到达前苏联首都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两天后，终于飞抵英国首都伦敦。飞机开始下降……，高纬度的5月伦敦的一片绿色与刚经过文革的北京的仍带枯黄的色彩形成鲜明的对比，像一座花草园中的古堡。就在这座城市，我度过了人生的重要转折阶段。

NPL & Teddington

在英国的5年，我一直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PL –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工作。这个坐落在万绿丛中的伦敦郊外的小镇Teddington的研究所, 是英国久负盛名的研究单位。院内的“牛顿苹果树”仍然是勾起参观者关于牛顿发现力学定律遐想的科技神话的见证；NPL是计算机与人工智能的奠基人——阿兰.图灵（Alan M. Turing）曾工作过的地方，更使人对这里油然起敬；NPL在七十年代开发的DCN对分组交换网的贡献，曾与ARPANET齐名。所有这些都是学习计算机与网络网络技术的理想的环境。然而，我也遗憾地获知：英国研究机构不能授予学位。这无疑是对我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梦想的一大打击。思考再三，我仍然按照大使馆教育处的意见去了NPL。不想这一去，NPL竟成了我后来近5年的学习和工作的场所，也留给我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

到NPL信息科学与技术部（Division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第一天，主管相关研究工作的Dr. Yates接待了我。像多数英国绅士一样，他的态度友好但不过分热情。他对中国的古老文明有所耳闻，但对眼前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能在计算机网络方面能做什么工作，并未寄太大的希望。在讨论工作时，仅淡淡地建议了几项工作，由我自己考虑。

感谢大学毕业后的10年在工厂的历练（先当铸工和电工，后来终于有机会直接从事计算机调试与设计），使我很快发现对方硬件设计中的问题，并在3个月内完成NPL两个网络间的网关设备的雏型。这件小事改变了英国同事对中国人的看法：给我换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经过努力，我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了该网关的设计、调试并投入实际运行，成为NPL与英国电信网互联的关键设备。英国的同事借用我名字（Huaxin）的谐音，把该设备戏称为“Washing Machine”,(洗衣机)。直到我回国后的第二年，NPL的DCN正式退役，我的“洗衣机”也进入历史博物馆，在大英科技博物馆出版的“图灵的遗产”一书中，英国人也没有忘记写上一笔：中国访问学者为NPL设计、开发了DCN与X.25网络间的网关。

柳暗花明，成为伦敦大学校外博士生

一个偶然的机会，重新燃起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希望。1982年初，在NPL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我向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周巢臣老师（现中科院院士）表达了对大使馆教育处因为NPL不付学费而不让我联系大学付费攻读学位的不满。会议期间，他找到我导师Dave Rayner博士了解我的情况。后来知道，我的导师对我大为赞赏，他说了诸如我“对NPL的网络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之类的话。没想到喜从天降，会后第二天，教育处主管留学生工作的“三秘”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可以去联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英国硕士、博士的最短学制分别为3年，而按我国的相关规定，公派学生必须在5年左右取得博士学位，更何况当时我已经在英国呆了近两年，已经介入NPL承接的国际标准化机构关于网络测试技术的研究工作，我不愿失去这一课题研究与学习的机会（事实上，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背景正是网络测试）。因此，最理想的结局是：在继续在NPL工作的前提下，以校外学生的形式到大学注册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全日制硕士与博士生每年学费为3千多英镑，但校外学生（在英国称为Internal Student）仅300英镑，但只给英国籍的学生。感谢英国皇家学会的几位秘书从中斡旋，甚至用皇家学会名义致函伦敦大学，最后伦敦大学不得不“法”外施恩，接受了我这个外国的“内部学生”。

为了使我能不受最短学制的约束，伦敦大学将我在1982年10月的实际注册时间提前到（Backdated）1982年1月。按照规定，我必须首先注册为硕士生，直到导师认为符合博士生要求时，再转为博士研究生。所幸未辜负导师对中国学生的信任和期望，到1985年3月通过博士答辩时止，尽管我的“理论”年限已达到3年零两个月，但实际攻读学位的时间仅两年零5个月。

我的英国导师

我在NPL工作期间先后有多人指导过我的研究工作，但最令我难忘的还是指导我的博士学位研究的导师：伦敦大学的Keith Wolfenden教授和NPL的Dave Rayner博士。

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我一直跟随Rayner博士的研究组从事网络协议测试技术的研究，他既是我研究工作的导师，也是我日常的博士研究的指导老师。Rayner博士比我年轻，但已是蜚声国际网络测试界的专家。ISO关于端系统（End-system）的4种测试方法有两种是由他提出的，他也是ISO相关工作组的组长。最使我敬佩的是：Rayner博士鼓励学生超越自己的坦荡胸怀。我的博士论文批评了ISO的四种测试法（包括我导师提出的两种），提出用“过渡”的思想构建单一的“渡船测试法”（Ferry Test Method）取而代之。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次他并未像平时看我的文章时边看边修改，只在该章草稿封面写上：“思想很有趣，望尽快讨论一次！”。此后不久，他即把“渡船测试法”作为英国建议，列入ISO相关会议议程，最后被作为实现ISO的4中抽象测试法的通用方法。这件事在部分英国留学的中国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英国导师与国内部分导师自觉或不自觉地压制后生的不同意见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人学术上的开放传统。

与Wolfenden教授的认识，却相当偶然。他看过我的申请攻读博士的背景材料和我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之后，给我的导师Rayner博士通过一次电话，最后决定接收我做他的博士研究生。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一个即将退休的知名教授，不能说不具有一定的风险。Wolfenden教授最是一位和蔼可亲而又治学严谨的资深教授。他除了每周对我进行定期指导外，还针对我的经历和专业背景，为我制订专门的学习计划，指定相应的教材和必须选择的课程，还把他自己的部分专业书送给我。Wolfenden教授在我攻博的整个阶段一直鼓励我：你应当相信我的判断，你一定能按期获得博士学位，作为你的导师会对你负责到底。在修改我的毕业论文时，他除了逐段进行修改外，对部分文字还当面与我逐字斟酌。他最常用的一句话是：“我的修改是否表达了你的原意”？作为资深教授，待人谦和至此，实令人感动。

回国以后，我也开始为人之师，在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时，我总会想到我的博士导师们，尽力学习他们为师之道，学习他们的认真负责精神和鼓励学生超越自己的坦荡胸怀。尽管Wolfenden教授已经去世多年了，但他在讨论我的论文时常说的那句 “我的修改是否表达了你的原意？”还常常响于耳际，鞭策我学会谦虚和尊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我的英国朋友们

英国人素有具备“Gentleman”风度的美誉，待人谦和、礼貌，遵守道德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和谐。在英国5年，我既未见过英国人在大街上争吵，也未见过英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中、老年人，常常会主动与外国人微笑致意或友好地寒暄：“What a lovely weather”，或者夸耀自己的花园：“ What a lovely garden!”。走进社区小杂货店，不难听到老年的店主亲切地戏称老年妇女“Young Lady”或“Dear”。即使在学术观点针锋相对的场合，那种温文尔雅的态度和语言的表达艺术，应使受文革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遗风影响的国人汗颜。

有一件小事使我受益匪浅，至今难忘。记得我刚到NPL，在一次与我的前任导师（Vince Hathway）讨论问题时，因找不到合适的英语表达而感到一时语塞，他笑着对我说：“Never mind, your English is much better than my Chinese!” 。尽管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却由此鼓起我大胆讲英语的勇气。后来他还诚恳地说过：英语在世界流行，也使英国人在语言学习上懒惰，你们不得不学习英语，却使你们至少掌握了两国语言。此事虽小，却可以看出英国人善于辨证地对待自己的强项与弱点。

在英国5年，我结交了各类的朋友，从单位上的同事和乒乓球俱乐部的队友、房东等等，其中友谊最为深厚的要数我的“忘年交”鲁滨孙先生（Ian Robinson）。鲁滨孙先生1944年曾在重庆支持过中国的抗日战争，后来加入英中文化委员会，从事英中友好活动和慈善机构的经费筹集工作。在一次鲁滨孙先生招待中国留学生的宴会上，碰巧我坐在他的邻座，一听说我来自成都，他年轻时在重庆的经历一下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谈得很投机，席间，他还告诉我：他在重庆得了阑尾炎，是当地的农民用滑竿抬着他走了几十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挽救了他的生命。此次偶遇使我们成为了亲密的朋友。

鲁滨孙先生家住苏格兰，银白的头发给人以父辈的亲切感；由于膝下无子，他对年轻人有一种特殊的关爱之情。他每次到伦敦，总要开车约我见面；每年都买好机票，接我到他苏格兰的城堡去过圣诞节。对此，我始终存在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在国外能感受到父辈似的亲情，十分难得；另一方面，双方经济上的反差又使我为难以报答而深感不安。记得我第一次去苏格兰，下飞机后感到耳鸣、胸闷，从机场到他家的路上又晕车、呕吐。一到他家，他和他夫人把我安排在客房休息，昏睡之中我似乎感到有人坐在床边，醒来时看到他们夫妻俩关注的眼神，让我这个异国的游子感动不已，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后来，鲁滨孙多次提出邀请我爱人和小孩来英国住一段时间，费用由他支付。考虑到这份盛情难以报答，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这种异国的“父子”关系一直维持到他的不幸辞世。1991年，获知他肝癌病情恶化，我准备借到瑞典开会的机会去苏格兰看望他老人家。但因当时签证手续烦琐而未能成行，也因此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后来鲁滨孙夫人双目失明，也再没有收到她的书信。愿上帝保佑她晚年安康。

漫卷诗书喜欲狂

1985年3月18日，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当主考官向我祝贺，并称赞到：“I am very impressed with your thesis including your English. I have not seen such good English for years, even for English students”时，我知道这中间浸透了我的两位导师的心血。作为英语非母语的中国人，能得到考官对论文英文写作的高度评价，只能感谢为我反复修改论文的两位导师。回国以后，每当我修改学生的论文时，我总希望能够像我当年的导师那样尽职。

答辩结束之夜，辗转难眠。由于当时家中尚没有电话，而英国当时已经不再使用电报，只能通过电话向北京的叔叔报喜，请他们转达我的喜悦。此后几天是怎样度过的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记得去过牛津、剑桥和卢瑟福实验室，补足了平日的遗憾。余下的时间是在即将回国的兴奋与大脑一片空白之中盼来了归期。3月24日，终于离别了我的第二故乡，回到了祖国，结束了5年的留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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